消失的地平线(詹姆斯·希尔顿所著长篇小说)

《消失的地平线》(Lost Horizon)于1933年9月由伦敦麦克米兰出版社(MacMillan)和纽约的威廉马洛出版社(WilliamMorrow)首次出版,是一部乌托邦奇幻小说。

小说的故事发生于1930年,围绕四位西方旅客在喜马拉雅山地区的冒险经历展开。外交官康维、传教士布琳克洛小姐、美国逃犯巴纳德和军人马里逊在乘坐飞机从战争纷乱的巴斯库尔疏散到白沙瓦时,被飞行员劫持到香格里拉,并得到热情款待。当地的大喇嘛是一个卢森堡人,他将康维视作自己的接班人,多次说服他留在香格里拉。香格里拉地区安静祥和,与世无争,人们通过修行能够使时间永驻,长生不老,大量的金矿保证当地人们拥有超高的生活水平。四人在香格里拉生活了一段时间,康维迷恋香格里拉闲适宁静,巴纳德恋恋不舍这里的金矿,布琳克洛小姐则准备传播她所信仰的宗教教义。马里逊不幸在逃离香格里拉的途中死去,只有康维一人走出了香格里拉。

《消失的地平线》是詹姆斯·希尔顿(James Hilton)最受读者欢迎的小说之一,希尔顿也因此获得英国霍桑登奖。《不列颠文学家辞典》在评述《消失的地平线》时指出:它的功绩在于为英语词汇创造了“世外桃源”一词:香格里拉。小说入选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s Books of the Century。

由于小说的风靡以及“香格里拉”成为永恒宁静和平的象征,2001年12月17日,我国位于滇藏川地区东南部的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的中甸县,经考察及国务院批准,将县名改为“香格里拉县”。

成书背景

时代背景

《消失的地平线》出版的时间为一战结束不久,二战风雨欲来之时,在经济危机和世界大战的阴影笼罩之下,整个西方社会弥漫着失落和怀疑混合的消极气氛。对自身文化的批判导致对异文化的追寻和接纳,西方人内心深处重新燃起对东方的向往与追寻。通过想象的或实际的旅行,欧洲人在寻找一个温馨的“家园”、一种“前现代化阶段”的没有异化的人。这成为了《消失的地平线》的创作灵感之一。

在20世纪新一轮的“中国热”中,西方人更感兴趣的是中国古老的文学艺术、生活方式和道德准则,在《消失的地平线》中,中国人形象的刻画也更多反映在这几个方面,“中庸原则”也因此成为书中描写的重点。

创作灵感

在《消失的地平线》成书以前的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对中国藏区的自然景观和人文风俗的好奇和向往吸引了众多西方探索者对藏区进行考察,并产出与此相关的游记和图文资料。作者未到过中国西藏,但曾仔细研读过胡克神父(Regis Evariste Huc)的《鞑靼、藏区、中国旅行记》,这部游记中提到了佛教圣地香巴拉。

希尔顿于1930年开始小说的构思与写作,当时阿富汗战乱不休,英国驻阿富汗各领事馆也遭到破坏,情急之下英国决定撤侨白沙瓦。这一事件给了希尔顿灵感,成就了《消失的地平线》的开端———设定在阿富汗某城市的“逃亡”般的撤侨事件。

希尔顿的作品受到其成长环境的影响。他的高中生活几乎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时进行,学校每个礼拜日都要宣读伤亡名单,为支持前线,运动场成为军事训练基地,学生军训也日益重要。1918年12月战争结束的时候,18岁的希尔顿已经穿上制服,等待国家号召,随时可能上战场。因此,希尔顿的作品总是出现主人公的动荡游历和对立的人生场景:战争与和平,记忆与遗忘,以及幻象与真实。

内容情节

在序幕中,三位牛津大学的同窗老友多年后相约柏林共进晚餐。晚宴结束时一名叫桑德斯的飞行员加入,讨论起在巴斯库尔服役的旧时光,引出了飞机劫持的话题。被劫持者之一康维,曾与卢瑟福和维兰德一起上学。回到旅馆后,卢瑟福向神经科医师讲起他在教会医院找到康维,以及康维恢复记忆后,向他转述的香格里拉的故事,并转交了记录手稿。

故事从一架被劫持的飞机开始。迫降后,飞行员仅告诉了他们现在在西藏,需要去名为香格里拉的喇嘛寺就离世了。跟随着中国老者张,康维一行人抵达了香格里拉,并与张共进晚餐。马里逊要求立刻安排离开,张不断回避。康维在与张的单独交谈中得知,他们与张的相遇并非偶然。次日他们被告知在搬运工到达之前,要在香格里拉待上两个月。

四人开始用不同的消遣来打发时间。张邀请他们参观喇嘛寺,大家都留意到这里有精美的艺术品,在图书馆则能找到各种语言的稀有书籍,在庭院中讨论西方音乐时,满族姑娘罗珍还用古琴弹奏了一首舞曲。随后康维独自在山谷散步,无意中了解到遇难的飞行员是蓝月谷的本地人,是奉大喇嘛之命带他们来山谷的。

一周后,包括马里逊在内的每个人都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方式。康维喜欢罗珍,但更像是在欣赏一件艺术品。在与张的交谈中,康维了解了香格里拉的统治方式。

一段时间后,张找到了巴纳德遗失的钱包,把它交给了马里逊,马里逊在检查时发现巴纳德是被多国警方通缉的国际骗子,他将自己的发现告诉了康维,两人争论不休,康维拒绝给美国人找麻烦。他们的谈话被张打断,大喇嘛召集康维参加会议。

大喇嘛向康维讲述了自己来到蓝月谷的故事,揭开了香格里拉的真相。亨舍尔利用山谷中的黄金作为交换物,创建了香格里拉与外界的复杂交易系统。陌生人被吸引到蓝月谷,但必须承诺不得离开。大喇嘛接着讲述了劫机的情况,以及对世界正处于大屠杀边缘的预见,希望在香格里拉保存世界上最好的思想、言论和创作,并聚集适当的人作为这一切的守护者。

康维从张那里了解到更多香格里拉的知识,也与其他喇嘛会面,并听闻了罗珍来到这里的故事。不到一个月,康维与大喇嘛进行了第二次会面,之后大喇嘛悄然离世,并将香格里拉的最高领导权交给了康维。

巴纳德和布琳克洛小姐都决定留下来,马里逊仍计划离开。送货的脚夫到了,马里逊催促康维离开,康维仍处在大喇嘛离世的震惊之中,犹豫不决,随后得知是罗珍帮忙安排的,他感到吃惊,他以为罗珍在这里过得很快乐,而且一旦离开蓝月谷,她会立刻衰老。马里逊并不相信康维所言,但也没有勇气独自穿越危险的山口。在康维的询问下,马里逊承认他爱上了罗珍,而且经常见面。这一消息让康维大为震惊,失望之下,他同意和他们一起离去。马里逊不幸在途中死去,康维也失去了记忆。

在结语中,神经科医师在德里会见了卢瑟福,一起讨论读完的手稿,和这期间卢瑟福对康维踪迹的寻找。他找不到具体的证据,但教会医院的医生记得康维是由一位年迈的中国妇女带到那里的,“她是我见过的最老的女人。”二人思考康维经历的意义,怀疑香格里拉是否只是他虚构出来的,或它是否真的存在。

人物角色

讲故事的人

我:讲述整个故事的人,在书中的身份是神经科医师兼业余作家。因为是科学家,所以可以相对客观地呈现故事的叙述。

卢瑟福:作家,他从康维那里听到香格里拉的故事,又转述给“我”。

维兰德:英国驻德国大使馆秘书。大英帝国的象征。

桑德斯:飞行员,第一个提到劫机的事。

康维

康维是小说的中心人物,37岁,英国驻巴斯库尔领事,其在香格里拉的冒险和经历构成了故事的基础。他懂中文和其他语言,由于他没有让其他人知道他的语言能力,使他能成为一个更有效的沉默的观察者。一战期间经历的心理创伤,让他不再认为自己的激情是真正重要的事情,他采取了“欲尽则智之始”的观点,这恰好是香格里拉哲学观的基础。

他对中国和东方怀有好感,是一个典型的战后西方知识分子。小说中反复提到他“激情殆尽”,这是西方人在战后的整体精神状况,疲惫和厌倦使得他远离名利物质的追求,在东方寻觅一份心灵的安静——“他只是喜欢清静、沉思,还有他乐于独处。”与被劫持的其余三个西方人形成鲜明的对比。

马里逊

在被带到香格里拉之前,马里逊是康维在领事馆的下属,他比康维小十岁左右,经常向康维寻求指导,将康维视为英雄。

马里逊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年轻小伙子,他崇尚行动,但急躁、粗鲁、冲动易怒,总是以直觉和想象来看问题,与康维的冷静理智形成对比。他无法接受香格里拉的一切,无法理解宁静的香格里拉象征着的巨大智慧,认为“东方人无法迅速有效地做任何事”,并对香格里拉的一切表示怀疑。他似乎象征年轻无畏状态下的欧洲,富有生命力和进取心,但同时也具有相应的缺点。

他单纯的青春和旺盛的生命力点燃了年近百岁的罗珍的心火。对罗珍来说,马里逊是会救她并带她离开香格里拉的“骑士”。

巴纳德

巴纳德是一名美国商人,他因涉及数百万美元的不正当商业交易被起诉,而后逃脱,真名为查尔迈斯·布赖恩特。

在康维的眼中,他有着美国人固有的乐观、幽默、爱开玩笑、贪财放纵的特色,这是一个英国人眼中的美国人形象。巴纳德认为,他很有可能利用山谷中的黄金发家致富,也许还可以东山再起。他是无节制追求物质,放逐道德和精神生活,丧失罪恶感,自我感觉良好的个人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担负着西方近世以来没落的责任。

布琳克洛小姐

布琳克洛小姐是一位虔诚的中年传教士,时刻不忘自己的神圣职责,一心要改变和“拯救”香格里拉的每一个人。

她“瘦小但很坚强”,“不年轻也不漂亮,总是带着一种痛苦和倔强的表情,“多种顽固习惯交织在她身上”,除了康维偶尔表现出来的对她女性身份和坚毅性格的同情和赞赏,其他人都不喜欢她,她是一个对自己的信仰非常忠诚,甚至有些刻板、不开化的形象,固执地坚持自己的一切,不能理解香格里拉人的精神状况。

张是小说中的一个线索式人物,他在主人公四人在山谷遇难之际将他们安然引入香格里拉,并无微不至地安排他们的生活起居,带领他们参观了解香格里拉的一切奇妙之处。他文雅智慧,温和耐心,重视礼节,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能聪明地应对四个性格各异、情绪不安的来访者。大多数时候,他似乎从不笑,也从不表现出任何充分享受生活的明显迹象。他的性格似乎没有真正的色彩,对事物只有理智的欣赏,他最重要的职责是香格里拉的福祉,他也出色地履行了这一职责。

张是作者刻意塑造的一个理想化的中国人形象,充当着西方人“侍从和陪衬”的角色,他将康维引见给大喇嘛,自己却无机会领受此殊荣,被排除在香格里拉的最高智慧之外。

佩劳尔特(大喇嘛)

佩劳尔特是多年前流浪到蓝月谷,并最终成为大喇嘛的嘉布遣会修士和传教士。1734年初到香格里拉时,他兴建修道院,试图建立纪律严明的基督教,但随着岁月的流逝,他认识到真理和其他宗教的重要性。

佩劳尔特是理想主义者,将香格里拉塑造成了受保护的天堂。他是一个有远见的人,对未来充满了深思熟虑,对过去怀有极高的敬意,并希望尽可能多地保护重要的艺术和文学作品免受他预见的灾难性破坏。他在更大程度上缺乏激情,因此他无法完全理解像马里逊这样的人的动机,也无法预见康维最终的离开。

他是卢森堡人,已有249岁。

罗珍

罗珍曾是满族皇室公主,与一位王子订婚。1884年,她18岁,在前往克什米尔与王子见面的途中,她的轿夫在山中迷路了,跌跌撞撞地进入蓝月谷。起初,她不愿意留下来,满脑子都是少女的浪漫订婚结婚梦,直到现在六十五岁了,仍然有着这样的幻想,最终爱上马里逊并跟着他逃离香格里拉,在迈出山谷的一霎那丧失了她永恒的青春和美貌。

她是香格里拉王国中唯一的女性,她的温驯、安静、谦恭,符合标准的东方女性气质,是中国公主的象征,被物化为西方男子的仰慕者和原始欲望的对象。

主题思想

西方的迷失与自省

香格里拉作为一个小型而完整的社会,其宁静和谐、安全美好的氛围,与工业文明和世界大战蹂躏下西方世界污染严重、混乱不堪的生存环境,以及紧张的局势形成鲜明的对照。作为人类精神与物质的乌托邦,香格里拉在精神层面是属于西方的,小说所创造的种种意象,在于西方对于自我身份的构建和定义与对文明的自省,促使西方反思与调整自身的文明走向。香格里拉起到的作用,是对现实社会的重塑和整合,进而重新唤起人们对西方社会的希望。

作者在小说中多次提到中国的中庸原则,是因为西方人对物质有着无止境的追求,其好战及欲壑难填,导致了西方社会的动荡、不同民族之间的残杀和人类文明的毁灭。为加强对西方文明“失落”的认识,作者特地在小说中提到三部相关的重要作品:《西线无战事》《罗马帝国衰亡史》《西方的没落》,因为当中的某些主题与希尔顿想要表达的感情相契合。

反战厌权

希尔顿将康维刻画为一个激情殆尽、厌倦名利之人,在与大喇嘛会见时,主动给自己贴上“1914-18”的标签。同时,希尔顿借大喇嘛之口表达了对欧洲二战的担忧,展现出他对战争的恐惧与厌倦,对社会的不满,以及对和平的渴望。

西方文明的优越感

对长寿的一再提及是因为希尔顿希望人类文明长盛不衰6,无尽的黄金宝藏和泾渭分明的等级制度本质上是西方价值观的映射和体现,由西方人亨舍尔设计的复杂的进货制度,以及在遴选新成员时的明确标准,“最好的人选是一些欧洲的拉丁人和日耳曼人,或者美国人也行”,乃至罗珍爱上马里逊并冒着生命风险离开这样程式化的故事情节,都体现出文化和种族上的优越感以及欧洲中心主义的价值观。

艺术特色

文化想象

英国作家对中国形象的塑造总体上表现出实用的倾向,即基于自身需要,利用中国这一他者形象来“言说自我”。在小说中,香格里拉的景象、人物和秘密逐渐展示在康维面前,康维和香格里拉之间形成一种注视与被注视,评价与被评价的关系,当中暗含着形象制造者自己的文化模式。

寓言式叙事

在作品的叙事模式中,由同是西方人的“卢瑟福”讲述了康维的故事,他对于康维是同情和肯定的,而神经科医师“我”则是一个态度模糊的形象,“我”可以质疑整个故事,可以消解整个叙述的意义。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掩饰了作者的意图,增加了作品的层次感和深度,同时也使得整个故事有了一种寓言的性质。

作品评价

总地来说,评论界认可《消失的地平线》的重要性和原创性,认为小说的故事情节构思巧妙,哲学和叙述元素结合得浑然一体,值得一读。作品的缺点则主要在于:主要人物形象不够丰满、人物刻画还有待改进。此外,有评论家认为小说情节难以置信,结局突然,留下许多问题有待解决。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记者兼作家詹姆士·保龄(Poling,James W.)在《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上发表的《一部重要且成熟的小说》(Some Leading Autumn Fiction),指出小说中的人物不具有个性,成为了一类概念,情节也不可信,但小说的原创性和文学性值得肯定:“小说里有几个引人注目的片段,时而流溢着静谧的美,时而讽刺味十足,时而幽默诙谐。小说的思想和潜藏的哲学发人深省,在简洁而富有想象力的散文笔调中展露,有别于他以往的作品。”

英国最早有关于《消失的地平线》的评论出现在英国文学期刊先锋之一《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上,总结了其优缺点:希尔顿先生由始至终能很好地运用想象力来进行创作,角色刻画得棱角分明,性格在急剧变化的冲突中展现;对白也写得很出色。但是他对自己所构造的处境难题并未解决而选择了逃离,故事的唐突结局都不大令人满意。

英国杂志有关《消失的地平线》的书评中,最让希尔顿满意的是来自1933年12月份的《书商》(The Bookman)编者罗斯·威廉森(Ross Williamson)的评论:“我带着极大的兴趣读完了詹姆斯·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一书,作者技艺高超,行文简练,化腐朽为神奇,构筑了一个新颖的世界;书中故事和哲学相互交织,紧凑的故事情节使读者迫不及待,而哲学却沉淀为永远的回忆。”

《不列颠文学家辞典》在评述《消失的地平线》时指出:它的功绩在于为英语词汇创造了“世外桃源”一词:香格里拉。

作品影响

小说的超百次再版

到1934年作者因这部小说获得霍桑登奖后,小说的销量才急剧上涨。1934年10月威廉马洛出版社(William Morrow)重新装订出版了此部小说的“霍桑登奖版”,并宣布同月用一千美元为此书做广告。广告登载于《纽约时报》、《先驱论坛报》《纽约日报》和《波斯顿日报》上。到1936年底,小说的“霍桑登奖版”已再版十五次,总销量超过七万册。

之后为满足读者需求,小说又经威廉马洛出版社、麦克米兰出版社、Pocket Books出版社、Pan Books出版社、读者文摘协会(The Reader’ s Digest Association)、萨梅德尔出版公司(Summersdale)等多家出版社以平装版、精装版、袖珍版、缩写版再版数次。到目前为止,该书再版已达一百零六次。

小说的外文译介

小说被翻译成不同的语言出版,包括1943年的法文版、1944年的西班牙语版、1948年的瑞典语版、1950年的日语版。

中国对该书的译介始于1999年,由西安的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罗尘编译,书名为《寻找理想国香格里拉的神奇之旅》。2002年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再次出版,书名为《消失的地平线》。2003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以《香格里拉的美丽传说》为书名出版,由大陆桥翻译社负责翻译。2005年云南大学出版社以《消失的地平线》为书名出版,赵净秋、白逸欣、陈馨三人翻译。2006年云南人民出版社也以《消失的地平线》为书名出版,由胡蕊,张颖翻译。

衍生作品

其中,希尔顿远赴美国参与了改编电影(1937版)的编剧工作。影片几乎所有关于香格里拉的场景,都在摄影棚里人工搭建,创下美国当时单部电影投资的最高纪录,达两百万美元。影片获得当年的七项奥斯卡提名,并最终夺得最佳室内装饰和最佳剪辑奖。

香格里拉再生产

对《消失的地平线》的重新审视,引发出对香格里拉的寻找、确认、解读以及随后的再开发。“香格里拉再生产”包含了波及全球的一系列重要过程:从艺术移植、地理联想到文化批评、旅游开发直到地名重置及品牌争夺等,并沿着宗教与世俗的两条线并行展开。

在宗教路线,云南本地促成中甸更名的有关部门和人士进一步向世人宣布“香格里拉”的来源不在西方,不是基督教,而是来自藏传佛教的“香巴拉国”,实现了把进口“香格里拉”向藏传“香巴拉国”的对接和替换,并于2012年底,在香格里拉县城正式开放以“香巴拉博物馆”命名的新标志建筑及本土文化展示场所。当年没有被希尔顿写尽说清的信仰场域,留给中甸本地的文化持有人对这个特定空间以话语阐释权。

在世俗路线,除了生产出从小说到电影的一系列文化消费品外,最重要的是旅游业中“香格里拉”酒店品牌的产生及“香格里拉县”在中国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的命名。

其他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空军首次轰炸东京时,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对外界说,这些飞机是从香格里拉起飞的,而当他想要暂时逃离被战争蹂躏的世界时,更是在马里兰州选择了一处偏远的住所作为总统官邸,并将其命名为香格里拉(即现在的戴维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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