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立(曾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

许立(1905—1971年),小名经镖,又名敬诚、少东,祖籍福建泉州晋江。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菲律宾、印尼、中国香港等地从事职工运动。

人物履历

1942年任“菲律宾华侨抗日反奸大同盟”主席,组织“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队”抗击日本侵略军。1946年9月回国,先后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侨务委员,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组组长,中共中央统战部三室副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全国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人物生平

1.受到启蒙 树立志向

1905年春,许立出生在泉州晋江龙湖镇石龟许厝村的一个华侨家庭中,乳名经镖(也作经錶),成年后取名敬诚,从事革命工作后化名少东,后改称许立。许立2岁时,生母不幸病故。后来父亲续弦,继母对许立呵护有加,才让许立重得温暖的母爱。

1917年,12岁的许立随继母到香港。1918年,在香港育才书社念书;1921年入圣保罗书院就读,熟谙英语。1922年,他亲眼看见香港海员举行大罢工并发展为同盟总罢工,在祖国人民的支援下,罢工获得了辉煌的胜利。见证工人阶级团结斗争的力量,让许立受到了“破天荒的思想启发”,也在他年轻的心灵中种下了为工人阶级服务的思想种子。后来,许立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立志从事工人运动和爱国进步事业。在这段时期他还立下了毕生的座右铭:“揭发落后和黑暗,颂扬进步和光明”。随着岁月的推移和思想的逐渐成熟,他的这一人生观愈加坚定。

上世纪20年代初,许立遵父命去到菲律宾,当过商店职员和小学教员。1925年,国内发生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菲律宾,许立同一些革命青年开展声援上海工人和学生的活动,并在菲发起组织“华侨工人协会”。1926年秋,长期在上海复旦大学从事学生运动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林星秋,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派遣下来到菲律宾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团员、建立团组织。正在从事职工运动的许立,便被吸收加入了共青团,并成为团的领导人之一。

2.遭遇拘捕 惊险脱身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内白色恐怖肆意弥漫,工人运动尤为艰难。远在菲律宾的林星秋、许立等人没有茫然失措,相反,为了反击白色恐怖主义,他们团结进步华侨青年成立“菲律宾华侨总工会”,继续开展工人运动。1928年,在吕宋岛南端的南甘马仁省担任华英学校校长的共青团团员李淡,因事请假回国。许立受团组织的委派,出面代理华英学校校长。其间,他还在该地区领导建立了共青团和工人协会的组织。同年底,许立回到马尼拉市参加李炳祥等同志已经筹备好的菲律宾总工会和华侨工人协会的联席会议。会议发表了联合宣言,使菲律宾职工运动出现了新的局面。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菲律宾受到波及,工人们一再举行罢工维护自身的利益。在工人团结合作、共同斗争下,罢工取得了胜利。同年夏天,许立奉命代表菲律宾华侨工会,出席在上海召开的泛太平洋职工代表大会。其间,他先后会见关向应、恽代英、周恩来等革命家,向他们汇报了菲律宾斗争的情况。1930年春,许立被派往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其间,他还列席了苏联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是年11月,许立返回菲律宾,这时的他已是一名坚定的中共党员。

随着世界经济危机的进一步发展,菲律宾国内罢工斗争愈加激烈。为了镇压罢工运动,资本家勾结宪兵搜捕工会领导人。在这种情况下,组织上决定让许立等暂时撤离菲律宾。许立于1931年下半年抵达香港。由于当时在上海的革命组织遭受严重破坏,许立无法与之接上联系,只能努力在香港和内地家乡一带寻找组织。1933年初,在菲律宾的同志通知许立,要他化名李炳祥到印尼玛琅中华学校任教。许立到达印尼后才知道,当地反帝大同盟出版的油印刊物《赤潮》,在第三期尚待付印时就遭受荷印警察的搜查,几位负责人除一位脱逃外全部被捕。许立因刚刚抵达,尚未引起敌人的注意。他在校任职一个多月后便设法乘船出境,不料,一上船就被警察扣留了。事后才知道,这是因为被捕的反帝大同盟主要负责人叛变,供出许立是其继任人。许立被捕后,很沉着,在五次受审中都坚决否认荷印当局的指控。当局也查不到任何证据,只好将被拘捕的许立连同几位华侨青年驱逐出境了事。

1933年9月,许立被押解上船离开印尼。当船到达香港时,他从用以关押离境者的船员卧室里发现,窗外有接客的船夫用带钩的竹竿勾住窗口,争着抢先接客上岸。于是,他抓紧时机从卧室窗口爬出,紧紧握住竹竿飞身溜下小艇。此后,利用自己熟悉香港情况的有利条件,隐匿行踪以待时机。当他从报纸上得悉国民党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反蒋事变时,忙赶赴厦门。但抵厦时情况突变,“福建事变”已被镇压。许立只好回到家乡晋江石龟村避难,在当地革命友人许志猛的掩护下,在石龟村及邻村当小学教员,秘密开展革命工作。1935年秋,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菲律宾国内的政治形势有所好转,许立于是动身返回菲律宾。

1942年5月,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简称华支)成立。许立曾领导该游击支队,与日军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图为华支队员在战地学习、掌握火炮使用技术。

3.抗日救亡 立下功勋

重返菲律宾后,许立立即联系同志,发动职工、店员、学生和文化界人士,先后成立了“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菲律宾分会”(简称民武分会)、“菲律宾华侨文化界抗日救国会”(后改称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等抗日团体。

1937年,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发生后,海外华侨群情激愤,救国浪潮席卷华侨社会各阶层。许立领导的民武分会,在菲律宾公开登报号召华侨青年组织“菲律宾华侨抗日义勇军”(简称华侨义勇军),回国参加抗战。在此号召下,许多菲律宾热血华侨青年纷纷请缨回国参战,打击侵华日军。他们中多数是工人、学徒、店员,也有青年学生。1938年1月18日,肩负菲律宾侨胞拯救华夏、抗敌报国重托的华侨义勇队,在民武分会负责人之一的沈尔七率领下,踏上了回国的征途。行前,菲律宾侨团在许立等人的主持下,为义勇队举行了欢送大会。各大报纸纷纷刊登义勇队回国抗战的新闻。后来,这支华侨义勇队的成员绝大多数成为新四军骨干,他们在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以实际行动捍卫正义。

1938年,廖承志奉命到香港成立八路军办事处。闻讯后,许立与廖承志等建立密切联系,互相配合开展海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廖承志等同志的帮助下,许立迅速在菲律宾打开了工作的新局面。1938年上半年,许立等人先后成立了“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简称劳联会)和“菲律宾华侨店员救亡协会 ”(简称店救会)。依靠这两个群众组织,许立大力开展统战工作,除团结华侨各界共同支援祖国抗战外,还推动菲律宾中层人士成立“中国之友”社,积极声援中国抗战。1938年,许立还出任菲律宾民族夜校校长之职,为进步青年开课,阐述国内抗日战争的形势和理论,号召劳动界应该发扬爱国优良传统,坚决支持抗战。他口才好,学识丰富,所以课讲得很生动,给青年们留下很深的印象。

1939年,沈尔七奉命回到菲律宾。他向许立转达了新四军军部的意见,希望再组织一些华侨青年到新四军去,并为军部组建一支铜乐队。在许立的主持下,“菲律宾华侨劳联会慰问团”很快组建完毕,该团拥有一支颇具规模的铜乐队。许立亲自对乐队队员作了动员,并请在洪光学校任音乐教员的周东君负责训练乐队。不久,许立还亲自送自己的长子参加铜乐队并回国。这支铜乐队抵达新四军军部后,“大壮军威,影响很大”。与此同时,为了加强海外宣传工作,许立和廖承志商议,决定在菲律宾筹备创办《建国报》、“建国出版社”“美范印务馆”和“全民书店”。“全民书店”“美范印务馆”相继于1939年年底开张;接着“建国出版社”开始出书;《建国报》则于1940年5月1日创刊。许立担任了“建国出版社”社长和《建国报》总编辑。“建国出版社”曾用中英文分别出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在国际上影响颇大。为支援国内抗战,《建国报》还及时刊登了中共中央的文告,报道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战绩和解放区的成就。

1941年12月8日,日军飞机开始轰炸菲律宾,随后菲岛很快沦陷。在日军占领马尼拉市的前两三天,许立才撤离该市。他率领抗日团体的骨干300多人,经过14天行军到达中吕宋阿拉悦山区。在这里,许立组织大家学习了毛泽东《论持久战》等著作后,要求大家在当地开展抗日武装斗争。他说,坚持斗争虽然有困难,但困难不是绝对的,是可以克服的。大家在他的启发下,树立了坚定的信心,抗日武装斗争就逐步开展了起来。1942年3月29日,成立了“菲律宾人民抗日军”(简称民抗军)。同年5月19日,又成立了“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简称华支)。在这之前,许立还派出干部到马尼拉市等华侨集中的敌占城市,开展抗日地下斗争。1942年3月12日,在马尼拉市成立了由许立担任主席的“菲律宾华侨抗日反奸大同盟”(简称抗反),并于同年4月19日出版了抗日地下报纸《华侨导报》。

1944年5月间,在敌人的一次突然袭击中,许立受了重伤。他沉着机智地躺在原地不动,敌兵踢他一脚以为他已经死了,便转身去追赶其他游击队员。许立脱险后,在当地农民救护下很快恢复了健康,又一直在游击区坚持战斗,直到抗战胜利。

4.信守誓言 忠贞不屈

抗日战争胜利后,抗反改组为菲律宾华侨民主大同盟,仍由许立担任主席。他曾屡次就祖国的内战危机发表电文,谴责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拥护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的主张。1946年9月1日,许立离菲回国后,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侨务委员。他积极动员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

1948年9月,许立被安排在中央统战部任研究组组长。1949年3月下旬,许立到达北平住进中南海,并担任统战部三室(后改为二处)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许立被任命为华侨事务委员会首届委员,后又担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第一分院副院长、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56年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简称中联部)成立,许立被任命为副部长。在这些工作岗位上,许立都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展现出了一位奉献者的风范。

古语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句话用来形容许立,可谓恰如其分。“文革”开始不久,许立反对林彪提出的“学习理论要立竿见影”的谬论。他指出,学习理论必须联系实际,并经过实践的反复体会才能深刻理解正确运用。怎么可能一学就“立竿见影”?当时实际控制中联部的康生利用权力诬蔑许立是“三反分子”,对他进行批斗侮辱。后来,康生更是捏造了一个所谓“美蒋特务集团”的假案,诬陷许立曾经叛变投敌,并将他与他的许多战友不由分说地进行隔离审查,大搞逼供信。许立的战友有十多人被迫害致死。

危难面前,许立信守誓言,忠贞不屈,明确表示自己将“为维护真理而奋斗到底”!因屡遭迫害,在自知生命之花即将枯萎时,许立毅然竭尽全力,抱病给组织写下了19封长信,10万多字。他在信中真诚地陈述自己的革命生平,反驳康生的诬蔑,用大量事实证明自己和战友们的革命经历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1971年8月20日,许立不幸在河南周口含冤逝世。他在临终前再三叮嘱:“要相信党和群众会维护真理,即使我不在了,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许立逝世一年后,周恩来总理根据回国华侨的反映、受害者及其家属的申诉,指示中央有关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经过一年左右调查,大量事实证明,对许立的诬陷完全是康生蓄意制造出来的,这是一桩冤假错案。1978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许立得到彻底平反。

5.清正廉洁 甘于奉献

许立为人正派、稳重。无论身处顺境或逆境之中,他都不计较个人得失,勇于任事,敢挑担子,并全心全意地做好自己的本分工作。与他相知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外表严肃而内心温和的人。他对老朋友、老部下尤其热情和关心。

新中国成立后,曾和许立同事的黄薇与其丈夫龚陶怡,多次前往许立家去探望他。许立见了他们总像老朋友一般与之亲切交谈,畅谈国内外形势。据黄薇回忆,爱喝茶的许立珍藏着一套紫砂茶具。每逢老友到访时,他便会为他们亲手沏上一杯鲜香甘醇的“铁观音”茶,令人备感亲切。

许立生活朴素,一点也没有首长的架子。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虽然组织上有给他派专车,但他从来不因私事动用公家的车。有时节假日和家人一起出去活动,他也不用专车,宁愿和大家一起去挤公共汽车。后来,他干脆主动提出不再需要专车,只要求在他外出办事时给他派车就行了。他说,这样既可以节省一部汽车,又可以节省一位司机,工作也不受影响。三年困难时期(1959年至1961年),组织上给他发了特殊供应证,凭证可以到商店购买食物和日用品,但他从来不用。他说:“现在这种生活大家能过,我也能过。我不需要特殊照顾。”许立就是这样一位清正廉洁、克己奉公的人。

1978年12月20日,中联部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许立同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邓颖超和张鼎丞送了花圈,廖承志、杨尚昆、耿飚、叶飞、伍修权、李初梨、连贯和熊复等同志,以及侨务和统战部的许多同志参加了追悼会。中联部副部长李一氓致悼词时,对许立作了高度的评价:“许立同志是无产阶级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他为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切。”

专家点评

施雪琴(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教授)

华侨共产党员许立是菲律宾华侨开展抗日斗争的重要领导人,他年少时期就受到进步思想与工人运动的熏陶与影响。旅菲初期,开始组建进步工人组织。大革命失败后,面对国民党白色恐怖,他不畏艰险,继续在菲律宾坚持开展工人运动,开创了菲律宾华侨工人运动的新局面,对推动菲律宾华侨工人运动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领导菲律宾华侨开展抗日爱国运动是许立人生最辉煌的篇章。抗战爆发后,他在菲律宾先后领导成立了各类华侨抗日爱国组织,尤其是“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菲律宾华侨抗日反奸大同盟”成为菲律宾抗日武装的重要构成,这些抗日组织在广泛动员、组织华侨各界支援参加祖国与菲律宾的抗日斗争,对中国抗战与太平洋战争的胜利,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许立长期在侨务统战部门工作并担任要职,对推动爱国华侨统一战线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一生浓缩了华侨共产党员追求进步、忠诚爱国、不畏牺牲、坚持真理的精神与品质,值得我们学习与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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