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知上帝已死（德语：Der Gott ist tot）是德国哲学家尼采提出的命题，其主要指基督教上帝的形象在人们心中逐渐崩塌，人类不再被信仰束缚，进而逐步恢复个体的自主责任和自主决策的过程。
尼采在1882年出版的《快乐的科学》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上帝死了”。此后，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尼采又反复提到“上帝已死”这一概念。19世纪，近代科学理论快速发展，神学赖以生存的基础得以破坏，“上帝”在人类理性的学说中几乎被打倒，不过仍存在于基督教的道德伦理中。对于基督教所提倡的道德本身，尼采极为不满，认为以往基督教宣扬的是一种“奴隶的道德观”，提倡的都是对弱者有益的东西，而否定最能体现在强者身上的生命意志。为了对基督教进行清算，尼采直接将矛头对准上帝并提出两个寓言：一是上帝因“怜悯”而窒息死，一是天神因“妒忌”而笑死。
尼采认为，“上帝已死”后，基督教的伦理基础已被清算，世界也将不可避免地陷入虚无主义。为解决这一问题，以“上帝已死”为基础，尼采提出了在他的整个哲学体系中最广为人知的“超人”概念。“上帝已死”观念否定了传统以上帝为创造泉源及准则的价值观，建立了以人为中心的新哲学，这对西方思想界产生了极大冲击，对当代哲学、文学等领域发展都有很大的启发。
概念定义
“上帝已死”指的是基督教最高理想的幻影在人们心中已然幻灭，超自然的境界已然消逝，从此人类不再受绝对信仰的约束，应当恢复自我的责任，恢复自我的决定。
命题中的“上帝”是基督教的上帝，尼采对“上帝”的反对主要居于道德价值的立场。在尼采看来，基督的道德价值观念是颓堕的。尼采驳斥上帝的存在并非全出于理性的观点，而更多地出于本能，并且进一步指出了其中蕴含的价值：如果有了神（上帝），人类的惰性便会扩大，以至于逃避自我的种种责任。所以尼采力斥用来掩饰世界不完美的虚构价值体系，他也不用任何的历史传统替代物替代上帝。“上帝已死”后，尼采呼吁人类回归与自己，重视自我，从赤裸的自我开始逐步创建一个新价值的世界，彻底地破除幻影。
原文出处
早在写于1870年的关于《悲剧的诞生》的一个笔记中，尼采就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信奉原始日耳曼人的话：一切神必定会死亡（alle Goettermuessen sterben）。”尼采第一次明确地说出“上帝死了”这句话是在1882年出版的《快乐的科学》第三卷第108节中。他这样写道：“上帝死了-Gott ist tot，但是，人们同样也会提供千年之久的洞穴来展示它的幻影。”在这一节中，他还没有充分阐明“上帝死了”这句话的含义。在该书同一卷第125节中，这句话的含义得到了详尽的论述：
在写于1883—1885年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尼采进一步论述了这一主题。在序言第2节中，刚下山的查拉图斯特拉在森林里遇到了圣者，但当他独自一人的时候，他心里说：“这是可能的么，这个森林里的老圣人还没有听说过：上帝死了（Gott tot ist）！”在序言第3节中，尼采又写道：“从前，对上帝的亵渎乃是最大的亵渎，但是上帝已死（Gott starb），因而这些渎神者也死了。”此外，尼采还在该书第一卷第3、17、22节，第二卷第24、25节，第四卷第63、65、66、73节等部分中谈到了上帝、上帝之死及相关的内容。
提出者
尼采（德语：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年10月15日—1900年8月25日），德国哲学家、文学家，西方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
尼采出生于普鲁士萨克森州勒肯镇附近洛肯村的一个乡村牧师家庭，他一生致力于反思欧洲文化传统，提出了著名的“超人”“权力意志”“永恒轮回”等学说。尼采的写作风格十分独特，经常使用格言和悖论的技巧，主要著作有《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悲剧的诞生》《权力意志》《善恶的彼岸》等，对后代哲学的发展影响极大，尤其是在存在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上。除此之外，他对20世纪的文学、心理学乃至音乐、电影等领域，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1879年，尼采由于健康原因而辞职，之后一直饱受精神疾病煎熬。1889年他精神崩溃，从此再也没有恢复，在母亲和妹妹的照料下一直活到1900年8月25日去世。
背景
哲学背景
19世纪，近代科学理论飞速发展，神学赖以生存的基础得以破坏，如哥白尼的日心说颠覆了上帝创世说，达尔文的进化论摧毁了上帝造人说。与之对应，哲学领域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笛卡尔的“我在”学说把人们从对上帝无条件的绝对服从中解放为“我思”的主体性自由创造，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宣告了上帝不被理性所证实的（但上帝在道德律令中不可或缺）事实，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代替了上帝的存在。于是，”上帝“在人类理性的学说中几乎被打倒，不过仍存在于基督教的道德伦理中。站在世纪转折点的尼采上突破了最后一道防线，呼喊出“上帝已死”，将上帝彻底拉下神坛。
历史背景
尼采生活在19世纪末期的欧洲，此时的德意志帝国正经历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但也正处于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过渡时期，惨遭其他列强的侵略，深受资产阶级强权主义的残害，经济利益冲突不断。西方传统理性主义（即以上帝的标准为最高价值）面对严峻的社会现实显得苍白无力，自由受到禁锢、民主难以实现、平等已然缺失、博爱日趋贬值。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人民生活困苦、绝望，整个欧洲笼罩在价值危机和信仰危机之中。此时，尼采正式宣告“上帝死了”，人们可以重估一切价值，实现人之为人的真正价值，这无疑给深陷绝望之中的人指明了一条道路。
理论背景
对待基督教，尼采不否认宗教在教化人心、巩固道德观念上起到的关键作用，但是对于基督教所提倡的道德本身，尼采是极为不满的。在《论道德的谱系》这本书里，尼采区分了“好与坏”“善与恶”两种道德标准。在古希腊时代，德性好坏的标准均由最富权势的贵族决定，以便与奴隶保持距离；而奴隶和弱者在面对强者时的无能为力，又催生了一种极为强烈的嫉妒心——他们把对奴隶的同胞感情看作善，而把强者看作恶，并由此创造出了一套新的价值观。事实上，耶稣基督最初的跟随者也确实都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贫苦老百姓。因此尼采认为，那就是典型的基督教道德。以往基督教宣扬的是一种“奴隶的道德观”：弱者们没有能力复仇，转而宣扬宽容和体谅；无力反抗强者，因此将谦卑和顺从视为美德。总之，在尼采看来，基督教道德提倡的都是对弱者有益的东西，而否定最能体现在强者身上的生命意志，因而本质上是功利的，是弱者们将自己的庸懦正当化的手段。为了对基督教进行清算，尼采直接将矛头对准上帝。
具体阐释
上帝的概念
尼采对上帝这一概念的理解是：“基督教上帝的概念是地球上最腐朽的上帝概念之一……上帝已退化为生命的对立物而不是作为生活的理想化和永远的对！上帝是一个对生活、自然、对于生活的意志的敌意的宣言书！上帝已成为对这个世界的任何毁谤，对关于‘下一个世界’的谎言的习惯用语！在上帝中，虚无公然向人世挑战，趋向虚无的意志被神圣化了”上帝作为至上价值是一种颠倒，上帝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与生命相对立的概念。上帝意味着至上价值丧失。
在这样的基础上，尼采揭示了上帝是人的创造品，它只是一个幻想、一个假定，是人的异化。他认为根本不存在摆脱“现象世界”的彼岸的“真实世界”。几千年来，人们虽然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力图证明上帝的存在，但“上帝存在的最大理由就是他的不存在”。尼采一而再，再而三地敲响了上帝的丧钟。“上帝死了！”信仰崩溃了，寄托失去了，尼采说，世界的希望却出现了，人们可以有一个更加广阔的空间，人们可以依据自己的真实想法构建新的价值体系了。
上帝死亡的原因与方式
尼采发明了两个富有诗意的寓言宣布上帝的死讯。一说上帝“因过多的怜悯心窒息而死”：“但他终于老了，变成软弱，而且爱好怜悯，不像一位天父，却像一个祖父，更像一个震颤的老祖母。于是他坐在屋角的火炉边，憔悴地，忧愁着他那软弱的腿，意志衰颓，倦于世间，有一天，遂因过多的怜悯心窒息而死。”
另一说上帝是因嫉妒心而笑死的：“古老的神早就完了；真的，他们有过美好而快乐的结局。他们并不是在朦胧‘薄暮’时缠绕于死亡边缘的——虽然这谎言如此流传着。反之，有一次他们是笑死的。那事是当一位神说出了最不像神的话时发生的——那话是：‘只有一个神，在我面前你不应该有其他的神！’这是个年老的、满脸胡须的神，一个嫉妒者，他便这样忘记了自己。于是所有的神都大笑起来，摇晃于座椅上，叫喊着：‘只有许多神而无独尊的神，不正是神道么？’”
尼采否定上帝是在道德价值的名称下行使的，尼采宣称上帝的死亡，不仅在于宗教的领域内，而且还居于了道德的立场。
上帝死亡的意义
古代，人们习惯于把奇异而无法解答的问题，都交给假想的上帝，他集种种谜意的事物于一身。所以尼采说：“他是个隐匿的上帝，充满了诡秘。”这古老的上帝，抱着无数的疑难问题隐匿起来，诡秘而神圣地隐匿了几千年。现在，思想家们努力地把种种古老的疑惑拖出来予以解答，以此，减少了他的神秘性，也因之减少了他的存在性。时至如今，上帝的神秘性与存在性几近于零，尼采以敏锐的眼光对于“历史文化的事实”作了一番诊断，结果发现这一古老的信念已被近代科学家和哲学家所破灭。
在古老教会的“启示的神学”（Revealed theology）中，以上帝为创造者与救世主，认定人类的一切理智、愿望以及情感都需要上帝满足。到了近代，这种信念首先就被“理性的神学”（Rational theology）所替代，认为人只需要上帝来帮助他思考和认知必然性。接着，“道德的神学”（moral theology）又取代了理性的神学，认为人的求知无需上帝的帮助，但仍需上帝助其德行而使其生活幸福。最后，“浪漫的神学”（Romantic theology）出现，认为人类无论在认知确切性以及行为道德化各方面，都无需上帝的帮助。无所不包的“上帝”这一概念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崩塌，基督教的宇宙论也被指证为一寓言，起源历史被揭穿为一无稽的传说——上帝已然无所意义。不过这件大事“尚在途中”，“还没有到达人们的耳朵里”，尼采抢先向人发布了上帝已死的讣闻。
虽然随着社会发展，基督教在理论基础上已不具优势，但是伦理上基督教仍有一大批信徒。尼采给予了基督教以致命的打击。他指出基督教是弱者的避难所，由基督教的信仰所产生的一套道德律，则为弱者的护身符。因而基督教乃被称为“怜悯的宗教”，怜悯实含有“乞援”之意。这种宗教的道德价值，将使人萎靡不振，因此尼采力倡人类在追求真理、幸福以及善意中，都是自我肯定的。上帝的影像是多余的；有了他，不仅阻碍了人类的创造发展，也削减了人类的存在价值。
“上帝”是宗教思想以及传统思想的最高价值标准，从前人类由于道德判断而屈服于上帝，道德是上帝最高表现的一面。尼采指出，上帝不再存在，并且不再对人类的存在负责任，人类应依自己的决意而行动。在这样的意义上，“上帝已死”便是人类承担责任的表现。
上帝死亡的结果
“上帝之死“表明以往的世界价值贬黜了，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极端的虚无主义的来临，对此尼采不加褒贬。最高价值死去，否定生命的东西也死去了，但并不意味着生命就自动地获得了自我肯定。因为上帝死后，极端虚无主义会导致多种可能性，会出现几种类型的人：末人、悲观的人和超人。
上帝死掉了的第一种可能性就是：人不努力了，放弃一切理想和抱负，也放弃了痛苦，他按部就班，得过且过，追求此刻的舒适和满足，他完全受自我保存的欲望所驱动，将所有的潜能、所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所有的超越性都被抛弃了。他们没有渴望，没有爱，没有创造，在这类人中不可能诞生出类拔萃的明星。这样的人，根除了可能性和潜能，即尼采所说的“末人”。
除了末人以外，还有一种悲观的人。这种人出自一种消极的虚无主义：既然世界的价值贬黜了，那么一切都失去意义了，生命不再有统摄它的价值，不再有目标，生命不再肯定自己，它可能“困倦了，衰竭了”。同末人不一样，悲观的人也没有幸福感，没有安逸感，没有羊群般的快乐，相反，他倍感悲观，充满厌倦，生命于是否定自身，这是精神权力的下降和没落。价值贬黜，直接导致了生命的贬黜。没有价值和目标去激发意志，他只能去寻找麻醉和慰藉。
第三种人则是超人。价值的贬黜并不一定导致悲观主义，它还可能导致一种积极的虚无主义：“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这些价值不光彩的来历，因此万有就显得贬值了、‘无意义’….但这只是一个过渡阶段。”既然以往最高价值贬黜了，一切回到了一个新的起点，回到了一个没有价值的状态。这种没有价值的状态作为一种空白，有可能孕育着新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以往最高价值的贬黜，实际上也是一种解放，它意味着人摆脱了先前的重负和目标，变得轻松自如，意味着上帝之死后带来的新生的可能性，意味着生命的积极创造的可能性。生命有可能会创造出一种新的价值，一种不同于以往上帝价值的价值——这个任务由“超人”来承担。
相关概念
超人哲学
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第二卷中说“从前人们说起上帝，当他们眺望远海时；然而，现在我教你们说：超人”。击破上帝的影子后，尼采向世人宣称超人的意义。“超人便是大地的意义”，所谓“大地的意义”具有两层意涵：消极方面，为反基督教信仰、反基督教来生论世界观。积极方面，要回到古希腊自然主义的人生观。
尼采的“超人”思想既是尼采哲学的首创，也是其思想核心，当中包含了强力意志、永恒轮回等独特而富有哲学意义的观点。尼采的思想可以分成前后两个发展阶段，在前一个阶段，超人是人类发展的一种类型，它像酒神一样，充满着非理性的智慧和创造性，具有肯定性和超越性，它是一个婴儿，是未来世界中存在的少数贵族，他们统治着大多数的凡人。为了成为超人，查和尼采都努力着，他们既不同于普通的凡人，但也未达到超人的阶段，是处在向超人迈进的过渡时期中的“准超人”。在写完《苏鲁支语录》之后，尼采的思想变得更加成熟，超人由天上回到了人间，增添了更多反基督教和反世俗道德的特点，它处在孤独和痛苦之中，但坚强、勇敢和不屈不挠，它要重估一切价值，是一个不断成熟和发展的永恒轮回过程。尼采和查都是超人，他们正朝向完满的超人阶段前进着。尼采的超人思想对中国的爱国文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尤其是鲁迅的国人思想很大的程度上来自于尼采对超人与末人的论述。
影响
对尼采哲学的影响
尼采通过重估一切道德价值，清算基督教的伦理基础，宣布“上帝已死”。然而在“上帝已死”之后，基于基督教的传统道德将随着这一宗教的没落而被动摇，世界将不可避免地陷入虚无主义。于是为解决这一问题，尼采提出了在他的整个哲学体系中最广为人知的“超人”概念。超人要超越的正是不受传统道德规范约束的人，他要肯定自己本性中的欲望、冲动和激情，充分释放自己的生命力。新的道德应该建立在人真实的本性之上，而不是对其一味地掩盖和打压。尼采在书中讲述了精神的三段变化：精神变为骆驼，骆驼变为狮子，狮子变为孩子。骆驼象征着忍辱负重的精神，但是狮子要攫取自由，在自己的沙漠里称王。他要和巨龙搏斗，来取得胜利。巨龙的名字叫作“你应当”，而狮子的精神却说“我要”。最终，精神变为孩子，这是新的开始，“一个神圣的肯定。”对人类本性的确证，对生命力量的确证，这就是尼采哲学的核心。
后世解读
海德格尔的解读
尼采的思想，曾对海德格尔产生过极其重大的影响。海德格尔之所以重视尼采，是因为在他看来，尼采思想的核心，是针对西方思想架构中的虚无主义，亦即海氏所谓的“存在的遗忘”。
在海德格尔看来，尼采对于上帝和超感性世界的最后一击也是最猛烈的一击，就在于：“上帝，这个存在者之存在者（das seinende des seienden），被贬低为最高的价值了”，上帝不是被认为是不可知的，上帝的存在也不是被证明为不可证明的，“而是被认为是现实的上帝被提升为最高价值了”。但是，尼采却把强力意志的形而上学理解为虚无主义。在海德格尔看来，尼采由于固执于强力意志对上帝的最高价值的空缺的取代，他未能真正感悟虚无之虚无，而对存在者之存在只能视而不见。因此，尼采与以前的一切形而上学一样，压根就从未有过“这种对存在本身的经验”，任由“存在之历史始于、而且必然始于存在之被遗忘状态”。
在此意义上，海德格尔看到虚无主义的本质与形而上学的本质其根源一致，也即“在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的显现中存在之真理是缺席的，并因此而没有发生存在本身及其真理”，因而，尼采及其一切“形而上学本质上就是虚无主义”。虚无主义就成了包括尼采在内的传统形而上学的别称。
海德格尔认为尼采对虚无主义的克服，其实只是用-强力意志的）价值形而上学取代了理念的形而上学，二者对于存在者之存在的失缺并无二致。在它们的视界里，也不乏存在、生存，然而实际上却仅限于对存在者的关注，而对存在者之存在却视而不见。所以，以这种虚无主义的眼光对待存在却意味着：根本就没有存在，存在本身是缺席的。因而，尼采与一切形而上学一样，“未能思考虚无主义的本质”，继而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不能自拔。海德格尔比尼采更理解尼采自己，更善解疯子的意图。这个疯子因为跳出了俗人的视界，跳出了传统的形而上学和虚无主义的视界，原来他要寻找的，既非集真善美于一身的柏拉图-基督教的理念-逻各斯-上帝，亦非尼采的强力意志的超人，他要告诉世人，真理就在虚无主义的本质之遮蔽中绽放，“虚无主义的本质就在于，存在本身是虚无的”。包括尼采在内的一切形而上学，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是死抓住存在者不放，而却对释放存在者之存在视而不见。海德格尔提醒世人要追向“这个无”，“这种完全不同于任何存在者的东西的情形如何？”
鲁迅的解读
青年鲁迅的启蒙思想深受尼采哲学的影响。在《文化偏至论》（1907年）中，鲁迅最推崇的欧洲19世纪末“新神思宗”哲士文人是尼采。尼采由“上帝已死”而阐发的个人主义、反奴隶道德、反偶像、价值重估等思想，都深深被鲁迅吸收。鲁迅“改造国民性”的启蒙深受尼采影响。尼采弘扬主体的自由精神和批判基督教的“奴隶道德”，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亦集中于揭示国人的奴隶性。另外，鲁迅尤为欣赏“超人”意志超绝、特立独行、刚毅雄大、抗天拒俗的自由精神。关于中国问题，鲁迅认为，洋务运动“竞言武事”，维新运动追求“金铁国会立宪”，皆枝叶之求，而未求文明之本，其本在人。这种见物见制而不见人的维新舍本逐末，并未触及大多数愚弱国民的精神，故难以振兴中国，以致中国迄今仍是一片萧条。鲁迅认为，寂寞萧条的中国需要拜伦式“精神界之战士”勇猛呐喊的新声，尤为需要“超人”意志超绝、刚毅不挠、抗击时俗的自由精神。
鲁迅推崇尼采的贵族激进个人主义、反奴隶道德、反偶像、价值重估的反传统精神，但其思想和尼采亦存在深刻差异。尼采的超人哲学是一种崇尚绝对个人主义、高扬权力意志的生命哲学，它具有反政治、反国家的本质。而鲁迅则以尼采生命哲学为启蒙理论，其人学之“立人”的宗旨则在建立“人国”。这样，鲁迅思想就难以避免个人主义与民族主义、生命哲学与启蒙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尼采的“超人”反庸众，鲁迅则以“超人”觉庸众。尼采反国家，鲁迅则救国家。这样，鲁迅的尼采式启蒙就难以避免（欧洲）“重个人，排众数”与（中国）“重个人，觉众数”的矛盾。
尼采的哲学是寻求个性解放的中国启蒙运动的强大思想武器，其自由精神在清末具有巨大的思想解放意义。然而，尼采哲学归根结底是一种后现代的批判理论。“超人”是奴隶性的解毒剂，具有改造国民性的深刻批判价值，但却不是现代公民的人格典范，缺乏“立人”的切实可行的建构意义。这也是鲁迅的尼采式个人主义启蒙思想的深刻困境，五四后鲁迅对此陷入了彷徨迷茫，开始“左转”，最终在晚年疏离尼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