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将中美两国的和解称为战后最具有戏剧性的地缘政治事件，即便当时不存在苏联威胁，美国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建立一种新关系也是当务之急。他听从了戴高乐的建议：“虽然对中国的意识形态不抱幻想，但是美国不应该让中国怒气冲冲的陷于孤立”，“最好趁早承认中国，不要等中国强大了使你不得不承认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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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是一位极具战略眼光的政治家，这在这本文集里完全可以感受到。可是他的所有外交才华，决策才华和政治才华在水门事件的阴影下仿佛被遗忘的一干二净。理查德·尼克松自己也没有料到水门事件给美国带来的影响。《美国国会研究》一书中屡次提及的水门事件：美国三权分立的分权制衡模式在20世纪20，30年代及二战期间向行政部门倾斜，也就是总统权力的扩大。这种趋势直到水门事件的发生后才得到转变。水门事件的发生，使人们对政党政治失望，对当权者不满，迫切要求建立一个公开，透明的政府。水门事件和越战直接导致了国会对战争权的回收，国会与最高法院一道行使包括弹劾权在内的监督总统的权力，美国国内的权力平衡才开始恢复。
尼克松用勉强的巨人和苏醒的巨人分别来形容日本和中国。170年前，拿破仑这样描绘中国的话：“一个巨人在沉睡，让他睡吧，一旦醒来，他会震动全世界！”而尼克松说，这个巨人现在苏醒了，他的时候到，他准备震动世界。
众所周知，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是在尼克松，基辛格时期实现的。尼克松在试探和调整对华政策时，鉴于国会压力，采用了“秘密外交”的措施。基辛格的首次北京之行甚至连国务卿罗杰斯都不被告知。尼克松时常注意给国会传递有关中国缓和的信息，努力寻求国会支持。如在1970年初，尼克松就向国会提出一份外交策略报告，表示，“不应将中国人民这个伟大而重要的民族始终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否则就无法获得稳定而持久的国际秩序。”这份报告为基辛格秘密访华铺平道路。基辛格对中国的友好态度在很多水均益的访谈节目中可以得到验证。1995年初，众议院议长金里奇收回他关于美国应该承认台湾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言论。因为在此之前，他接受了基辛格的劝告：孤立一个像中国一样的大国是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