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知余叔恒（1918—1994），出生于1918年，军统局长戴笠的女友。1941年被戴笠送往美国留学，后因1946年戴笠因飞机失事身亡，余叔恒与戴笠之间的这段恋情也因此终结。1994年余叔恒因病去世，终年76岁。
人物生平
基本介绍
余叔恒（1918—1994），出生于1918年，军统局长戴笠的女友。台湾国史馆所藏戴笠史料中，藏有近三十份余叔恒相关档案。戴笠、余叔恒二人何时产生感情，尚无材料可以说明。1940年5月15日丁文安报告“不识刘阿丽女士”；次日，戴笠批示“可由叔恒同志向李铁铮先生查询”，可见此时余叔恒已参与军统局的具体工作。
余叔恒曾在缅甸仰光为军统工作过一段时间。1941年3月1月，军统缅甸组组长曾图南向戴笠报告，“叔恒决在灰日前飞港”，请求派人前来接替余的工作。戴笠指示：
“余叔恒调离仰光后，该处即须选派一长英文而能译电且有能力者前往接替。为非常时期便于立足计，以行商名义前往为妥。希即照办。因余同志即须离仰，因其护照关系，不能再留也。余离仰光，该处内勤急须干员接之。”
余叔恒被调离仰光，是因为戴笠已决定让她赴美留学。1941年5月间，戴笠曾多次拜托贝祖诒与杨光泩，请他们利用关系，在香港或马尼拉为余叔恒、李如桐（男，军统同批派往美国留学者，主修新闻，后成为有名的翻译家）二人购买船票。最后订购了该年6月19日由香港赴美的“泰来总统轮”。6月中旬，戴笠自重庆飞往香港为余叔恒送行。
余叔恒为何在1941年被戴笠送往美国留学？魏斐德的解释是：戴笠“迷恋上了影星胡蝶”，所以要把余叔恒支开。这种说法显然靠不住——众所周知，胡蝶1941年与丈夫潘友声居住在香港。这与1941年军统局在戴笠的主持下开始严厉整顿“家属问题”有关。据沈醉日记，1941年5月5日“在局本部纪念周中，老板（戴笠）特申述非常时期之责任与意义，并以严肃本身生活相劝勉。世瑞（赵炎五）及外训班史副主任（史泓），为了女人问题更被骂得一塌糊涂。”6月11日，“局本部巨头缉私总署副署长赵炎五，近被老板免去本兼各职，原因是为了要讨小老婆。”8月22日，“没有开会，原因是处长太太进了城，老板决心要疏散眷属。”9月1日，“重庆已半年多了。在老板疏散家眷的命令下，太太们都变成了阻碍团体工作发展的罪人，我要为此而鸣不平了！”唐纵曾批评戴笠这种要求军统局成员与家属隔离的做法不近人情，戴笠则声称这种个人牺牲是抗战所必需。戴笠如此严厉要求下属，自然必须以身作则；余叔恒赴美国留学，应该正是戴笠“以身作则”的结果。
到达美国后，余叔恒进入卫斯理女校（Wellesley College）就读。戴笠委托密友、军统美国站站长、华盛顿中国驻美大使馆副武官萧勃负责照顾余。1941年10月25日，戴笠发电报嘱托萧勃：“叔恒在美，望弟与钦妹多予照料。今后有关叔恒事，来电希加亲译两字。”戴请萧勃在所有与余叔恒有关的电报上标注“亲译”二字，显然是为了保护二人的隐私。这是叶霞翟、李如桐等其他军统留美学生所没有的“待遇”。
1941年12月，宋子文之弟宋子安在美结婚。8日、17日，戴笠两次指示萧勃，“希弟代我与胡宗南先生送礼。应送何物希商叔恒。”“子安婚礼，希即商叔恒，以我与胡总司令名义购物相赠，价美金百余圆。”在此等重要的人际交往中，余叔恒拥有可代表戴笠的身份，显见二人的感情关系仍然稳固。
余叔恒赴美后，曾持有军统的电报密码本，可通过华盛顿萧勃处与戴笠作私人通信（据戴笠与萧勃的通信推测，这些信件可能不少，但是否保存下来及有无可能公开，则未可知）。此可证所谓“戴笠抛弃余叔恒”之说的荒谬。1941年12月26日，戴笠发电报给萧勃，询问余叔恒作为一名学生，持有萧给的密码本是否符合美方政策，其身体是否安好：
“如弟之电本交恒保管使用，电报仍由弟收发，华府与威斯理航邮如有检查，则难免被美政府发觉。恒系一学生，不能使用密本，恐有许多不便。又此间发弟两密本，是否均向美政府登记，盼复。如该密本交恒无顾虑，可照办。恒（余叔恒）、翟（叶霞翟）、桐（李如桐）现均已来华府否？何日回校去？恒之身体何如？均盼即复并祝弟等快乐。”
按戴笠的说法，萧勃手里有两个在美政府登记的密码本。萧回复确有密码本交由余叔恒保管，但没有说明具体是哪一本。这关系到戴笠与余叔恒的电报通信使用何种密码，故12月30日，戴笠再次发电报询问，并关心余叔恒身体健康与否，何时来华盛顿何时回校：
“弟以何种密本由恒保管，来电未曾注明。……又电询恒近来身体如何，与前由仰支所发之信已否完全收到，并询其此次何日来华府，何日回校去，亦无电复，均甚念。李博高随黄秉衡今晨飞印度赴美，我有函物交带弟与恒，明日岁除，我甚念弟与恒等。祝你们快乐。”
异地恋最折磨人者，莫过于得不到对方的消息。戴笠虽能通过电报与身在华盛顿的萧勃随时互通消息，但余叔恒就读的卫斯理女校远在波士顿，所以仍不免出现长时间得不到余叔恒消息的情形。每值此时，心焦的戴笠就会给萧勃去电报，请他查询余叔恒的近况，以及为何没有她的消息。
如：1942年3月8日，戴笠致电萧勃：“恒尚无电来，切甚念，希以我之行动告恒为要。”4月7日，戴笠致电萧勃：“迭电迄未得复，致恒电亦无回音。弟之盲肠炎经割治后近状如何？至念。恒已否来华府，梅乐斯已否动身来华，我要恒代买白金时样手表一只，未悉有无寄出，均盼查明即复。”同日再电：“恒已来华府否，我前电要其代购白金时样手表一只寄来，未悉已否照办？”11月28日，戴笠致电萧勃：“余迭电叔恒，迄无答复。渠年假应否回华府，由弟与孟妹斟酌情形，与之商决可也。”12月19，戴笠致电萧勃：“恒已抵华府否，近状如何？”1943年1月10日，戴致电萧勃：“余极盼恒有书来也。恒之近况何如，甚念。”1945年1月19日，戴笠致电萧勃：“恒病如何，何以久无讯来。盼查复。”10月15日，戴笠致电萧勃，“叔恒近状如何，盼有复及。”
戴笠戎马倥偬，常年奔波于抗战各处战场，在重庆的时间不多，也经常不能按时接收和回复余叔恒的电报。所以，在戴笠给萧勃的电报中，有不少是在主动托萧向余报告自己的行踪。
如：1942年3月8日，戴笠致电萧勃：“希以我之行动告恒为要”。6月，戴笠致电萧勃，“巧电由渝转来，已悉。我于昨日自桂林来柳州，主持越南干训班学生毕业。准三日内赴息烽。……恒已赴夏令会否？甚念。……希将我之行动告知宋先生及恒。”10月6日，戴笠致电萧勃：“我于本日自渝飞来兰州，在此留五日，即赴西安。本月廿日左右定必赶回重庆，希转告叔恒。”11月13日，戴笠致电萧勃：“我于今日来成都，在此约有五天留，希转告恒。”
重庆相熟同僚赴美，戴笠常托其携带书信（电报交流往往很短，不如书信能够抒情）及物品给余叔恒。有时，相熟同僚赴美而戴笠恰不在重庆，戴笠也会托萧勃向余叔恒解释。如1942年3月19日，戴笠致电萧勃：“此次霍亚民先生赴美，因我不在渝，致无函件托其带交恒与弟等，甚怅，望转告恒。”
戴笠与余叔恒大洋分隔。但戴似乎深信余是能理解自己志趣之人。1942年2月18日，戴笠致电萧勃坦陈心迹：“余年来对各沦陷地区之工作，抱定不怕牺牲不惜金钱前赴后继再接再厉之主旨。故虽负债两千余万，天天向人借钱，我还是要维持工作，因吾人无工作表现即无团体即无同志与我也。此种政治环境弟当可想而知。恒亦能了解也。”
虽然认为自己的志趣“恒亦能了解也”，但戴笠并不希望余叔恒留学期间仍涉入政治。一方面是戴笠觉得“叔恒年轻，有时（喜）好讲话”，另一方面也是担忧她的身体。1942年至1945年间，余叔恒的身体似乎一直欠佳。1942年，戴笠曾托刘瑞恒（哈佛医学博士，曾主持抗战卫生勤务工作）带“详函”给余叔恒，要她保重身体，远离现实政治：“刘瑞恒上周飞美，余曾有详函致弟与叔恒，望转告恒，在美应埋头读书，保重身体，与政府有关之人员不必来往。”同年3月，戴致电萧勃，拜托他们夫妇劝余叔恒要把珍重身体放在学业前面：“恒春假来华府，望弟与孟妹（刘希孟，萧勃之妻）务劝其珍重身体，读书次之。因其读书不必我担忧也。”1943年1月4日戴笠致电萧勃，“希嘱恒进院详细检查身体，并以结果详告。”1945年1月19日戴笠曾询问萧勃“恒病如何”。
台湾国史馆所藏戴公遗墨全数为戴笠当年的亲笔文件，关于戴、余感情，其中并无来自余叔恒方面的材料。但上述材料已足以证明，魏斐德等人“戴笠引诱强奸余叔恒后又抛弃余叔恒”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戴笠对余叔恒确实喜爱。这种爱，并未因余叔恒赴美留学而告终，而是一直延续到戴笠逝世；1946年3月17日，戴笠坠机身亡。戴笠从未抛弃过余叔恒，后世关于戴笠的各种艳史，据考证，尚无一例可以证实。
余叔恒在美国卫斯理学院获得英语硕士学位后，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此后长期在美国大学任教。其夫君陈鹤梅是著名的政治经济学者。1973年，何炳棣于美国亚洲学会年会上谈论大陆问题，其立场与观点曾遭到余叔恒的批评。学术之外，余叔恒晚年还担任过中美教育基金会会长等职务。1994年余叔恒因病去世，终年7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