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中国现代剧作家、戏剧教育家)

曹禺(1910年9月24日-1996年12月13日),原名万家宝,字小石,祖籍湖北潜江,在天津出生。他是中国现代剧作家及戏剧教育家,也是中国现代话剧的奠基人,曾担任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国立戏剧学院的副院长、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

20世纪20年代初,曹禺进入天津南开中学,并于1925年加入了南开新剧团。1930年暑假,曹禺转学进入清华大学的西洋文学系,并深受中外文学戏剧音乐作品影响。1932年,曹禺创作了《雷雨》,并在两年后于《文学季刊》发表。1935年,曹禺被著名电影演员阮玲玉自杀的事件深深震动,并以此为灵感创作了《日出》。1936年,曹禺应聘成为了国立南京戏剧学校的教授,并于1937年开始在杂志上连载《原野》。1938年,曹禺与国立剧校师生从长沙出发前往重庆,并创作了剧本《黑字二十八》。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国立剧校奉令从重庆搬迁到江安,曹禺在江安生活期间创作了《北京人》。1946年,曹禺和老舍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1956年,曹禺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访问了印度和日本,后于1960年创作了《胆剑篇》。1968年,曹禺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大批判”运动的目标之一,在压力下病倒并住进协和医院。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曹禺在1978年发表了《王昭君》。两年后,70岁高龄的曹禺担任了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于1980年访问了英国,同年2月访问了法国巴黎,4月访问美国。1996年12月13日,曹禺在北京去世,享年86岁。

曹禺的戏剧创作主要涵盖揭露社会问题、揭示人性内涵和探讨自由主义等主题,创作手法包括生动的人物塑造、充满诗性的语言表达、独特的意象营造以及对古典戏曲艺术和对契诃夫静态美学的借鉴。曹禺认为戏剧创作应该从生活出发,传达对社会、人生的感受和思考,并以艺术形式呈现。曹禺不仅为中国的戏剧发展和戏剧教育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国际舞台上也持续受到关注,曹禺的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包括日文、英文、韩文、越南文等,在海外广泛传播。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将曹禺誉为“中国的莎士比亚”。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曹禺,原名万家宝,字小石,1910年9月24日出生于天津,是万大家族中最贫穷的一房。曹禺的父亲万德尊曾前往日本留学,归国后担任师长和小军阀。曹禺的亲生母亲薛夫人在他出生后不久去世,他的继母薛咏南是曹禺的亲生母亲的双胞胎姐妹,对曹禺非常疼爱。

曹禺的童年在一个沉闷的家庭环境中度过,对家庭氛围感到不适,特别是对父亲万德尊的坏脾气感到害怕。万德尊四十多岁时退隐,常与继母一起抽鸦片。这种环境使曹禺感到孤独寂寞,常躲在自己的房间里阅读。曹禺没有上过小学,家中请来老师授课。他偷偷阅读了许多小说,如《红楼梦》《西游记》等,同时也接触了一些外国文学作品。

学习生涯

在20世纪20年代初,曹禺在天津南开中学开始了他的学习生涯。南开中学在校务张彭春和教务主任喻传鉴的领导下对戏剧艺术持有非常开放的态度,通过戏剧演出来庆祝校庆和毕业典礼。曹禺于1925年加入了南开新剧团,并积极参与了许多戏剧演出,大部分由张彭春指导。当时由于男女同台演出的限制,曹禺在学校期间经常扮演女性角色。他首次扮演女主角是在易卜生的《国民公敌》中,这部戏因触及当时政治敏感话题,曾被直隶督办褚玉璞禁演。此外,曹禺还在易卜生的著名剧作《娜拉》中扮演主角。他还参与了多部剧目的演出,显示出了他对戏剧的浓厚兴趣。他还对莫里哀的《吝啬鬼》进行了改编,将其改名为《财狂》,并亲自担任主角。

在高中毕业时,曹禺面临了重要的职业选择,他的父亲希望他成为一名医生。在父亲的期望和生活压力下,曹禺曾试图考入协和医学院,但因物理和化学成绩不理想,两次未能成功,这使他认识到自己与医学专业并不相符。1928年,曹禺作为南开中学的毕业生,进入南开大学政治系就读。在大学期间,他表现出对音乐、文学和体育的浓厚兴趣。曹禺积极参与了戏剧表演和创作,逐渐认识到自己更适合剧本创作。他在这方面得到了同学杨善荃的鼓励和支持,杨善荃还帮助他在戏剧理论和英语学习上取得进步,并协助他获得了天津女子师范学院的教职。在南开大学期间,曹禺还参与了由张彭春指导的剧本《争强》的改编和演出。

1930年暑假,曹禺决定离开南开大学,转而进入清华大学的西洋文学系。在清华大学,曹禺体验了一个全新的环境和学术氛围。清华园的自然美景和文化景观,如吴宓教授考证的《红楼梦》中怡红院的原型古月堂,朱自清教授喜爱的“荷塘月色”等,给他带来了深刻的印象。然而,他发现清华大学的课堂教学无法完全满足他的学术需求。因此,曹禺转而投身于自主学习,花费大量时间在图书馆阅览室中,深入研究戏剧史和戏剧理论。他对希腊悲剧、莎士比亚和契诃夫的作品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阅读了多部包括法国、德国和英国的著名戏剧作品,如《奥赛罗》和《樱桃园》等。同时,曹禺在清华期间对音乐的热爱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他经常到大礼堂欣赏音乐唱片,尤其欣赏贝多芬的第六交响乐和莫扎特的第四十一交响曲。此外,曹禺也积极参与了抗日救亡运动。他在“驱罗”和“驱吴”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并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与其他学生一起成立了抗日救国会,投身于抗日救国活动,参与编辑《救亡日报》以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

戏剧创作

第一创作阶段(1932~1937)

曹禺的《雷雨》是在年仅19岁时开始构思的,创作过程历时约五年,主要在清华大学完成。曹禺在此期间写了许多人物小传,多次修改剧本,直到1932年最终完成《雷雨》。他在创作过程中受到了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启发和校园自然环境的灵感。曹禺在创作过程中受到了朋友巴金的支持和鼓励,巴金及其同事在《雷雨》的出版和编辑上投入了大量心血。《雷雨》于1934年7月在《文学季刊》发表,帮助曹禺在文学界建立了声誉和影响力。

在20世纪30年代,曹禺在天津惠中饭店频繁出入,这个环境让他接触到各种社会人物,包括富豪、职员、学生和乞丐。这些经历和事件,包括电影演员阮玲玉的自杀,以及他在惠中饭店见到的交际花和其他女性的命运,成为了他创作《日出》的灵感来源。在创作《日出》时,曹禺放弃了《雷雨》中的结构,试图采用不同的写作方法。他通过多个人物的集体影响来传达观念,强调了社会腐败环境对人性的影响。他还进行了实地考察,深入北方妓院,以了解生活和习俗,并将这些真实的体验融入剧本。1936年6月,《日出》在《文学季刊》发表,获得了巨大反响。

在1936年,曹禺成为国立南京戏剧学校的教授,并前往南京执教。他在南京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特别是对话剧感兴趣的年轻人。他与戏剧学校校长余上沅建立了良好关系,并积极参与教学和创作活动。曹禺与当时的戏剧家和学生建立了深厚的友情,特别是与石蕴华(杨帆)的交往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曹禺曾试图会见鲁迅,但未能如愿,鲁迅的去世成为他一生中的遗憾。在南京,曹禺与同学郑秀订婚,同时投入了教学和创作工作。他不仅教授戏剧理论,还亲自指导学生排练戏剧,并积极参与戏剧界的社交活动。他翻译了米尔恩的《戏》,随后该剧在南京上演。在这个时期,曹禺的戏剧作品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尤其是《雷雨》和《日出》。他的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海外发表,受到国际戏剧界的认可。

曹禺《原野》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名为段妈的乡村妇女的人生经历。创作《原野》时,曹禺采用了连续创作和即时交稿的方式,整个写作过程非常顺利,他经常在南京的夏天深夜写作。《原野》于1937年4月开始在广州的《文从》杂志连载,同年8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第二创作阶段(1937~1942)

1937年7月,曹禺因家庭变故(他的兄万家修去世)紧急从南京返回天津。到达天津后,他发现家庭环境已经大为改变,而天津也受到了日本侵略军的攻击。曹禺不得不离开天津,伪装成商人,乘坐英国太古公司的船只秘密前往长沙。在长沙,曹禺积极参与抗日民众运动和国立剧校的活动。他听到徐特立的演讲后受到启发,创作了剧本《蜕变》中的梁公仰一角。同年,曹禺和郑秀在长沙结婚。随着战火蔓延,他们被迫分开,曹禺在1938年随着国立剧校转移到了重庆。在重庆,曹禺积极参与剧校的教学和创作活动,与宋之合作创作了剧本《全民总动员》(后改名为《黑字二十八》)。

在创作《蜕变》时,曹禺对国民党的官僚政治感到极度不满,他在剧作中揭示了这一问题。《蜕变》首次上演时,蒋介石对剧中的一些细节提出质疑,特别是剧中人物丁大夫摇晃的红色兜肚,让他误以为是象征红旗,导致该剧一度被禁演。尽管后来该剧解禁,但改动的压力仍然存在。

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汪精卫成立了南京的伪中央政府,蒋介石开始反共活动。国立剧校被迫从重庆迁至江安,但仍受到国民党的监视。剧校内有共产党支部,党员如方德、蔡松龄、刘厚生等领导学生与国民党进行斗争,并关心和保护包括曹禺在内的老师。曹禺与这些党员关系密切,被学生亲切地称为“万老师”。

江安的生活让曹禺对当地的茶楼和人物产生浓厚兴趣,经常观察和记录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和人物行为。与此同时,他和妻子郑秀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裂痕,而新的情感体验随着邓译生(方瑞)的到来而产生。方瑞对曹禺的创作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在《北京人》中的愫方角色上。此外,曹禺还通过与周恩来的接触更加了解和关注共产党的立场。在《北京人》中,他深入探讨社会现实和历史问题,作品达到新的艺术高度。这一时期的经历和创作经验为曹禺的文学成就和社会影响增添了更多的维度。

在江安,尽管曹禺面临战时物价上涨和生活成本增加的困难,他的生活充实而充满热情。作为国立剧校的教授,他教授多个课程,深受学生喜爱,同时对学生提出严格要求,并在剧本创作上提供指导和批评。尽管个人生活方面的困扰,他仍然坚守教育和文学事业。由于政治氛围紧张,曹禺受到了监视和骚扰,但他仍然坚守创作,特别是致力于改编《家》。1942年初,曹禺决定离开江安前往重庆。他的剧作《家》在重庆首演取得了成功,尽管引起了一些批评,但为他赢得了更多的声誉和关注。

第三创作阶段(1945~1960)

在1945年8月28日,曹禺亲历了日本投降的历史时刻。毛泽东于同年8月访问重庆,曹禺在1945年9月与毛泽东会面。在会见中,毛泽东鼓励曹禺为人民创作出色的剧本。此时,国共两党签署了“双十协定”,为新中国的诞生铺平了道路。在和平的气氛中,曹禺和老舍受邀前往美国进行文化交流。1946年3月4日,曹禺和老舍从上海启程前往美国,访问了包括洛杉矶、旧金山、华盛顿、纽约、芝加哥等多个城市,进行了文化交流。在美国,曹禺对百老汇的戏剧产业表现出浓厚兴趣,并在纽约市政厅公开讲演中国戏剧的历史和现状。在文化交流中,他积极介绍中国戏剧,带去了《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剧目的资料,同时访问了好莱坞,观看了电影制作过程。在美国,曹禺的戏剧作品《日出》得到了公演机会。

在1949年,曹禺积极参与了多项重要文艺和政治活动。3月22日,他参加了解放区和国统区文艺家的首次聚会,并在3月24日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的42名委员之一。3月29日,他作为和平代表团成员前往巴黎参加世界和平大会,但由于签证问题转至布拉格。5月4日,他被选为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总会的候补委员。6月15日至19日,他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并在6月30日出席第一次文代会预备会,成为大会提案整理委员会委员和大会主席团成员。在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的职务。曹禺还参观了苏联的列宁格勒等地,见证了战后苏联的建设和繁荣。7月28日,他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上当选为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及编辑部负责人之一,并成为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戏剧工作者协会及电影艺术工作者协会的全国委员会委员和常务委员会委员。10月,他被任命为国立戏剧学院的副院长。

在个人生活方面,曹禺的婚姻经历了变化。在他赴美讲学期间,其妻郑秀从重庆回到南京。曹禺在美期间曾提出离婚,但郑秀未能同意。他们的关系难以维持,最终在1950年底通过法院审理完成了离婚手续。之后,曹禺与方瑞结婚。1954年,曹禺完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剧作《明朗的天》。

1956年,曹禺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访问了印度和日本。在印度,他参与亚洲作家会议筹备并受到欢迎,对印度文化表现出浓厚兴趣。后来,他前往日本参加长崎举行的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他还与日本的文学界人士交流,听到了他们对中国的罪行和歉疚的谈论。他的访问受到了广泛关注,庆应大学教授奥野信太郎在《朝日新闻》发表随笔,赞扬他为中国话剧界杰出人物。他还与久保荣、秋田雨雀和影山三郎等人会面,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曹禺还积极参与政治运动,如反右派运动,并对自己的创作持谨慎态度,尤其在大跃进时期。陈毅曾鼓励他参与大跃进的创作热潮,但他在这个时期未能完成任何剧本。在1960年,他与梅阡、于是之合作创作了《胆剑篇》。这部剧在上映后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引发了五十多篇评论文章的发表。

文化大革命时期

在1964年,曹禺被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引荐给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让他了解河北省的抗洪斗争生活。次年,曹禺参加了多项与日本话剧团相关的活动。然而,随着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曹禺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他被红卫兵抓走,并被施以“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标签,遭受了极大的精神和身体折磨。后来,尽管周恩来的介入使他得以释放,他之后又被关入“牛棚”。

到了1968年,曹禺成为文化大革命中所谓的“大批判”运动的目标之一。当时,北京师范学院革命委员会《文艺革命》编辑部出版了《文艺革命》杂志,其中有一期专门是“打倒反动作家曹禺”的专号。杂志中将曹禺的作品如《雷雨》《日出》等描述为“大毒草”,并极力诋毁他的文学成就和个人品格。因为这种极端的政治环境和压力,曹禺最终病倒,住进了协和医院。他的妻子方瑞始终陪伴在他身边,但她的身体状况也很糟糕。由于他的病情,他被安排在首都剧场传达室进行轻微的劳动改造。

在林彪事件之后,曹禺从劳改农场返回北京,但发现家庭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他的老岳母去世,女儿参军,而妻子方瑞的健康状况恶化并在1974年去世。1975年,随着邓小平的政治复出,曹禺也得到了“解放”,并参加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然而,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曹禺才真正获得自由。

晚年经历

曹禺晚年积极投身于批判“四人帮”的运动中,撰写了许多关于周恩来的纪念文章,并在多种场合上发言,批评“四人帮”的错误观点。他对戏剧的重演和新戏的制作也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和鼓励,特别是对《丹心谱》和《于无声处》两部新剧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同时,他还参与了文艺界的一些座谈会和接待活动。

1977年,曹禺开始筹备新的剧本创作。他访问了众多老科学家,以收集素材,计划创作一部关于科学家与“四人帮”斗争的剧本,但最终只完成了一篇散文。随后,曹禺准备了一个新剧本《王昭君》。他前往内蒙古收集素材,深入了解蒙族文化和王昭君的传说。1978年11月,《王昭君》在《人民文学》发表后,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在个人生活方面,晚年的曹禺与京剧表演艺术家李玉茹结婚。李玉茹对曹禺的照顾和支持,对他晚年的生活和创作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为了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祖国文艺事业的发展,70岁高龄的曹禺担任了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进行了多次海外访问。1980年,他访问了英国,特别是莎士比亚的故乡斯特拉福。在那里,他参观了莎士比亚的故居和纪念馆,并观看了《奥赛罗》的演出。1980年2月,应法国外交部邀请,曹禺对巴黎进行了短暂访问。他与国际戏剧协会秘书长让·达尔维特会谈,表达了希望中国加入国际剧协,以促进与各国戏剧界的广泛艺术交流的愿景。1984年,法国总统密特郎授予曹禺最高军团荣誉勋章,以表彰他的贡献。1980年4月,曹禺第二次访问美国,在访问期间,他出席了多次会议,并与包括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在内的许多美国友人会面。他在纽约观看了《北京人》和《日出》的演出,并对这些作为美中文化交流成果的演出表示高度赞赏。

1989年10月,潜江市的“曹禺著作陈列馆”即将开馆,市委、市政府邀请曹禺回乡参加开馆典礼。然而,曹禺因病住进了北京医院,无法亲自前往,于是他决定让妻子李玉茹和女儿万方代表他前往故乡。1996年12月13日凌晨3时55分,曹禺在北京去世,享年86岁。

主要作品

代表剧作

其他作品

创作特点

创作主题

揭露社会问题

曹禺生活在一个充满文化和思想变革的时代。1910年出生的他,成长于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曹禺的剧本不仅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腐败,而且深入探讨了个人在这种社会环境中的心理状态和道德困境。

《日出》反映了旧中国都市生活的面貌,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抨击,通过对上下层社会生活的对比,揭露了“吃人社会”的本质。作品中的金八,虽未出现在舞台上,却是黑暗制度的象征,代表了社会的罪恶。《雷雨》作为一部家庭悲剧,深刻反映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某些侧面,通过周、鲁两个家庭的纠葛,展示了畸形社会制度的必然崩溃。剧中的周朴园是封建性质的资本家,其家庭充满封建色彩,作品通过周朴园的专横和残酷统治,以及其他角色的反抗,映射了社会制度的问题。《原野》以农民复仇为题材,反映了当时农民运动的风起云涌,农民仇虎因复仇而自杀的故事表现了当时社会的残酷和黑暗。仇虎的反抗、愤怒和绝望,以及他对阴暗世界的控诉,反映了现实社会的不公。

揭示人性内涵

曹禺的作品中,对人性的揭示呈现出深刻而复杂的特点。他不仅展现了社会的黑暗和人性的丑恶,还描绘了人性中的善良和美好,认为人性的丑恶并非绝对,而是与美好复杂纠缠的一种状态。

在曹禺的笔下,女性角色多数是善良的。曹禺认为,在旧社会中妇女受压迫,男女不平等,因此他对妇女有一种基本的同情和尊敬。他通过作品表达了对受苦受难、秉性高贵的妇女的深切同情。例如,《雷雨》中的蘩漪,虽然犯了“罪大恶极”的事,曹禺却对她怀有怜悯和尊敬,认为她在热情和勇敢方面尤为值得赞美。同样,在《日出》中的陈白露和翠喜,尽管是风尘女子,作者仍看到了她们美好人性的闪光点。在曹禺的作品中,即使是具有负面特征的角色,如《北京人》中的思懿和焦母,作者也表现了他们的复杂性和矛盾心理。他认为,这些角色虽然令人不悦,但他们的行为背后也有其难处和可理解的地方。

曹禺的作品体现了对人物多面性的深入挖掘和细致刻画。这种对人性复杂性的深刻洞察,使得他的作品具有丰富的人文关怀和深刻的社会意义。

探讨自由主义

曹禺的四大名剧深刻探讨了“自由”这一主题,特别是人物形象在精神和物质困境中对自由的苦苦追求。这些追求分为三类:婚姻爱情自由、生存自由、以及精神和信仰自由。

在曹禺的作品中,爱情和婚姻是重要主题。例如,《雷雨》中的周繁漪代表了对爱情自由的渴求。她敢于挑战封建纲常,追求情感上的解放。然而,这种追求常带有悲剧色彩,受家庭伦理道德的制约。例如,《北京人》中的曾文清和素芳,他们的爱情被封建道德观念束缚,无法追求个人的爱情自由。

《日出》中展示了在资本主义环境下为生存挣扎的底层民众,如小东西、黄省三,他们为了基本的生存权而挣扎,最终选择自杀。在这些故事中,生存自由被上层社会严重压制。

《雷雨》的鲁四海和《原野》的金子等角色,通过坚持自己的信仰和精神追求,展现了对自由的渴望。《北京人》中的素芳和瑞贞通过接受新思想和信仰,最终打破封建束缚,追求更广阔的世界。

创作手法

人物塑造

曹禺在其代表作《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中塑造了一系列深刻而鲜明的女性形象,如蘩漪、陈白露、花金子、愫芳等。这些女性人物既有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规范的形象,也有迥异于传统文化的形象,但它们共同体现了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的悲剧命运。曹禺通过这些女性形象的塑造,揭示了封建男权文化对女性本质和性情的扼杀和压制。例如,蘩漪的叛逆反映了对传统婚姻的不满和对男权秩序的挑战;陈白露的变迁描绘了新女性在现代社会中的困境;花金子的反抗象征着女性对自由和尊严的渴望;而愫芳的复杂情感生活则展现了她对封建男权文化的无声抗议。

语言表达

曹禺戏剧中的台词不仅充满诗性,而且在表达含蓄或强烈情感时也非常合时宜,能动性地表现人物的精神情感状态。例如,在《家》中,觉新和瑞钰这两个角色就是受封建社会压迫的代表。他们在剧中的内心独白和倾诉,虽然彼此不能理解,但他们的台词通过含蓄内敛的方式,展示了他们的心灵世界和无声的冲突矛盾,让观众感受到戏剧的诗性张力。

曹禺的作品中,台词的设计充分考虑到人物的内心细腻情感,如通过破折号的运用表现出人物内心的微妙变化。在面对不公正待遇时,人物的无奈和挣扎通过这种细微的停顿和内敛的台词得到了深刻的体现。同时,曹禺也擅长使用直接表达情感的台词来增强戏剧的诗性。例如,在《雷雨》中,繁漪的台词直接展现了她的压迫感和反抗情绪,她把自己比作想要爆发的火山口,用慷慨激昂、充满诗意的语言表达了对封建制度的反抗。这种直接而有力的表达方式,不仅展现了人物独特的性格,也是对封建礼教束缚的有力反击,深刻震撼着读者的心灵。

意象使用

曹禺的作品特别注重戏剧意象的使用,使作品具有诗意特点。他的戏剧作品中的意象主要以三种形式出现:以场景的方式展现的意象、以人物本身和个性的方式呈现的意象以及以剧作名称构建的意象。

在以场景的方式展现的意象中,如《雷雨》中的“周公馆”意象,它不仅是事件发生地,也象征封建势力的压迫。《原野》中苍茫的原野和黑森林象征野性的爆发,与人物特质相呼应。《日出》中的旅馆和红太阳等意象展现了诗情画意的境界,将场景与人物的处境和心境相对应。

在以人物本身和个性的方式呈现的意象中,例如,《北京人》中塑造的三代北京人和猿人形象。猿人黑影虽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却象征着自由和未受封建思想束缚的人,与实际的北京人形成对比。《雷雨》中的繁漪以其“雷雨”性格的个性特点,成为雷雨这一自然现象的人格化体现。

在以剧作名称构建的意象中,曹禺的许多剧作名称如《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本身就是剧作的重要主旨和意象。这些意象既有客观存在的实体,也有抽象的象征,它们是情感与理性的结合体,突显了意象在作品中的重要作用,承载了剧作家的深刻哲思和诗意情感。

手法借鉴

曹禺在戏剧创作中巧妙地融入了民间小调,这些小调用词通俗、曲调柔和,非常适合传唱,在传统戏曲中广泛应用。例如,在《原野》第一幕中,他引入了民间小调“正月里探妹正月正”,这首情歌不仅为花金子与仇虎相遇的情节埋下伏笔,还让故事发展更加顺畅。此外,像《妓女告状》等曲子在剧中起到了揭示故事进展和人物命运的关键作用。这表明,虽然民间小调形式通俗直白,却能丰富戏剧的内涵和趣味性,有助于塑造饱满的人物形象和增强语言的表达效果。

曹禺对传统戏曲的深刻理解也体现在他对舞台场景的运用上。传统戏曲通常通过语言和动作来表现故事情节,舞台场景往往集中在某一或几个固定的地点。曹禺利用这一特点,有意识地在剧作中集中营造有助于表现舞台氛围的场景。例如,《雷雨》中的故事主要发生在周朴园家的客厅和鲁侍萍家的房间,而《日出》主要围绕陈白露和翠喜的卧室展开,这种集中的场景设计有利于增强戏剧的聚焦性和紧凑性。

20世纪40年代,曹禺受到了契诃夫现实主义写作风格的影响。他在阅读契诃夫的《三姐妹》后,深受其深沉艺术魅力吸引,并开始反思自己的戏剧观念和创作手法。曹禺尤其学习了契诃夫在戏剧中创造性地运用“停顿”的手法。在《北京人》中,曹禺通过人物言行的迟缓和频繁的“停顿”,创造了一种静态化的戏剧特点。剧中的冲突虽然表面看似平静,但人物内心的紧张和澎湃却暗潮汹涌。这种看似平常的言行背后,隐藏着人物的复杂情感和心理状态。

经过对契诃夫的学习,曹禺的后期作品如《日出》和《北京人》呈现出新的艺术风貌。他开始通过描述平凡的日常生活事件,探索其背后深刻的本质。剧中的各种矛盾冲突在看似无大起伏甚至琐碎的生活化场景中表现出来。曹禺的作品由“戏剧化戏剧”转向“生活化戏剧”“非戏剧化戏剧”,平凡琐碎的生活取代了过去戏剧中的紧急异常事件。在这些平凡的生活之中,他更多地关注人物的内心活动,戏剧内涵因此变得更加深厚。

人物思想

曹禺认为,剧作家必须有戏剧的整体意识,了解戏剧本质,并深知其受制于舞台、演员、观众的特性。他强调材料的收集、主题的确立、人物的塑造,以及写作中应注意的各种问题,如开场、动作、高潮、结局、对话等。曹禺强调剧作家的创作必须从生活出发,遵从自己的内心感受。他认为写作是情感的需要,强调剧本创作中的真情实感。曹禺还认为剧作家应是思想家,传达对社会、人生的感受和思考,提出引发观众思考的问题,并以艺术形式呈现,这是作品的思想性所在,也是其艺术生命力的关键。

在戏剧教育方面,曹禺积极履行“传、帮、带”的作用,将自己的创作经验和心得无保留地传授给剧院的作家们。例如,他为编剧制定了三个“不要写”的原则:不要写言不由衷的话、不熟悉的生活,以及尚未理解的熟悉生活。

所获荣誉

人物影响

文艺影响

对中国的影响

曹禺是中国现代话剧的奠基人,他的作品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中国戏剧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解放后,曹禺的多部作品如《雷雨》《日出》《北京人》等在北京人艺上演,并且其中一些作品成为了北京人艺的保留剧目。根据北京人艺建院40年的统计,《雷雨》的上演场次达到372场,仅次于《茶馆》,成为上演场次第二多的剧目。曹禺还为中国现代话剧舞台提供了优秀的、符合西方戏剧规范的文学脚本。他的作品采用了纯正的西方古典戏剧形式,严格遵循三一律,融合了西方现代戏剧的写作技巧与中国元素。他开启了中国现代戏剧的新时期,使中国话剧从20世纪30年代起不再仅依赖翻译作品,而是成为与诗歌、小说、散文齐名的文学形式。

曹禺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同时,也支持年轻艺术家的探索和创新。在20世纪50年代,当焦菊隐的民族化实验戏剧《虎符》遭遇争议时,曹禺站出来支持焦菊隐,认为其作品是现实主义精神与民族传统的融合,鼓励他继续探索。同样,当林兆华将高行健的《绝对信号》搬上舞台时,尽管其风格突破传统,遭到质疑,曹禺却给予了理解和鼓励。他的影响及对年轻艺术家的培养和支持,为中国戏剧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对国际的影响

曹禺的剧作自1934年以来,在国际舞台上持续受到关注,特别是其代表作《雷雨》。《雷雨》于1934年在日本东京上演,曹禺和其作品开始受到国际关注。除了日本,曹禺的剧作也在亚洲其他国家如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和菲律宾上演。苏联及东欧国家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由于文化交流频繁,也成为曹禺剧作的重要舞台。美国则在20世纪中叶开始上演曹禺的作品,特别是在1980年曹禺访美期间,引起了新的热潮。

曹禺的剧作不仅以话剧形式在海外广泛传播,歌剧版的《原野》也在国际上演出,扩大了其作品的影响力。曹禺的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包括日文、英文、韩文、越南文等,这些翻译版对曹禺剧作在全球的传播起了关键作用。此外,曹禺的剧作也吸引了国际学者的研究兴趣。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海外对曹禺剧作的研究逐渐变得更加专业化和学术化。日本、苏联、美国等国的学者对曹禺的创作进行了深入分析,他们的研究不仅肯定了曹禺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地位,还考察了他的剧作与外来影响的关系。

教育影响

曹禺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剧作家,还是一位卓越的戏剧教育家。他在推动中国文学艺术事业和戏剧事业的繁荣发展方面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从1936年到1941年,曹禺在中国第一所国立剧校担任教职,期间他致力于培养一代又一代的戏剧专门人才。新中国成立后,曹禺长期担任中央戏剧学院的负责人,不仅关心学院的教育和建设,还热情地鼓励和支持艺术学子们的追求和创新。他的这些贡献对中国戏剧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曹禺作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简称北京人艺)的院长,对剧院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除了管理和指导工作,曹禺的舞台经验和他那些堪称经典的戏剧作品对北京人艺的戏剧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曹禺与北京人艺的特殊关系使得剧院的演员们能够经常接受他的艺术指导。在他担任院长期间,曹禺还在剧院体制中创立了剧本组(后改为创作室),直属于院长(即曹禺本人),为专业作家提供了各种条件和便利,促进了高水平人艺作家群的培养。这些作家包括梁秉堃、王志安和刘厚明等,以及大量院内外兼职编剧,如夏淳、梅阡等。他的教育理念也影响了包括梁秉堃、田本相在内的一众著名戏剧艺术家。

人物关系

人物轶闻

生活趣事

学者气息

曹禺十分具有学者的感觉,主要是因为面容清瘦,还经常戴着一副克罗克眼镜。他早在求学时期就已经成为了一个杰出演员。虽然是湖北人,但有着一口清脆、流利的北平话。

灵感来源

曹禺有一个独特的灵感源泉,每当他碰到难题或者思路枯竭时都会捏左耳后的一个小肉球,并且两眼会向斜上方凝视,做完这些问题马上就会解决,灵感也会随之而来。

独特昵称

曹禺一走进清华,同学们就奔走相告: “从南开来了一个能演剧的万家宝。”1930年冬天,曹禺又演了一回易卜生的《娜拉》,由他扮演娜拉。据李健吾回忆:“这场戏曹禺扮演娜拉,可能是中国话剧史上最后一次男扮女角了。”从此,同学们都亲昵地称他为“小宝贝儿”。

深夜乌龙

曹禺深夜从一个朋友家回去,因为仆人一路帮曹禺提灯,曹禺就从口袋拿出一张“钞票”,直接递给了仆人。第二天,曹禺发现丢失了一张账单,原来是昨晚将账单当成钞票给了仆人。

老鼠误入

曹禺在一个冬天的清晨,套了件灰色棉袍到学校上课,但不知为什么浑身难受,难以继续讲课。于是他走到休息室休息时,检查了灰色棉袍,里面蹿出了一只老鼠,原来是早上太过匆忙,老鼠没来得及逃出去。

热爱文学

读书入迷

曹禺沉迷读书,无时无刻不在看书,走在路上读书读到入迷处还会停留在大路中间,经常吸引路人疑惑的目光,等到他回过神来,才会赶紧把书合上离开。

误上公共汽车

有一次曹禺散步构思,街头漫游。登上一辆公共汽车,过了好一会曹禺才想起来要买票,但是却一分钱没带。后来售货员看出他的尴尬,让他别下车了,待会儿原道回家,就在家门口下车。

洗澡读书

曹禺先生深夜还在读书,家里人端来一盆热水让他洗澡并催促他早点休息,他一边答应,目光却仍停留在书本上。他只将一只手伸进摆放在方凳上的水盆里,拨动发出水声,实际只是在“应付差事”,在那儿做样子。

人物评价

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将曹禺誉为“中国的莎士比亚”。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评价曹禺:“曹禺的戏剧作品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具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创立和发展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

“他由我们这腐烂的社会层里雕塑出那么些有血有肉的人物,贬责继之以抚爱,直像我们这个时代突然来了一位摄魂者。在题材的选择、剧情的支配以及背景的运用上,都显示着他浩大的气魄。这一切都因为他是一位自觉的艺术者,不尚热闹,却精于调遣,能透视舞台的效果。”——《大公报》对曹禺作出了以上评语。

“曹禺是中国现代戏剧的确立者和集大成者。”——日本的评论家佐藤一郎对曹禺的评价(在1951年发表的《关于曹禺的〈雷雨〉中》)

“如果我今天重写《曹禺论》,我对他剧作的评价,会高许多……在中国话剧史上,他实在是一代宗师。”——美籍华裔学者刘绍铭(刘绍铭曾认为曹禺剧作“浅薄”,1980年在美国与曹禺会面后有所改观)

后世纪念

纪念场所

曹禺剧场

北京国际戏剧中心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22号,于2021年9月2日正式投入使用。戏剧中心内含曹禺剧场和人艺小剧场两座专业剧场。总用地面积约17755.622平方米,地理位置介于官房大院胡同东侧,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东墙西侧,小鹁鸽胡同南侧,以及报房胡同北侧。

曹禺剧场以700个座位的容量和1071平米的面积,是中心的一大亮点,以纪念北京人艺的首任院长、著名剧作家曹禺先生。剧场内部采用了“品”字形舞台,包括主舞台、两个侧舞台和后舞台,总面积达到1071平米,台口高9米,宽14米。舞台前区采用大螺旋式顶升技术,可调整高度,实现乐池、伸出式舞台和扩充观众席等多种功能。观众席墙面融合了北京胡同的设计元素,展现出“灰砖”与“木材”错落的设计风格,不仅突显了北京人艺的“京味”特色,还为话剧演出创造了理想的声场,确保观众在任何位置都能清晰地听到舞台上的声音。

曹禺纪念馆

曹禺纪念馆,收藏、陈列了很多关于曹禺先生的著作及相关资料,是地方性纪念馆和国家三级博物馆,共上下两层,一楼设置“成才之路”“大师成就”“誉满全球”“家国情怀”和“书画名家颂曹禺”五个展区,以“一体两翼”的空间布局,用故事化的展览语言带领观众,走进曹禺创造的经典戏曲生态。二楼设置卓尔书店,通过卓尔书店的品牌运营带动纪念馆的客流量,以曹禺纪念馆的人文魅力生化书店的文学情怀。

曹禺故居

曹禺故居位于天津市河北区民主道东侧,始建于清末。馆内拥有大量历史资料和近3000张馆藏照片。其中展出的照片有500余张,恢复性摆陈家具50余件,物件40余件。馆前铸有由著名雕塑家刘鑫创作的曹禺先生半身铜像,像高1.2米。2010年,天津市河北区政府为纪念曹禺先生诞辰100周年,决定对曹禺故居进行纪念性恢复,建立“曹禺故居纪念馆”。

曹禺祖居

曹禺祖居建筑采用江南园林式建筑风格,是一个文化的复合体,民居建筑文化、家族谱牒文化、曹禺戏剧文化等各种文化元素汇于一身。

曹禺文化旅游区

曹禺文化旅游区位于潜江市园林城区北部,东区曹禺公园始建于2003年8月,于2004年11月首届中国(潜江)曹禺文化周之前完工。园内建有曹禺纪念馆、雷雨广场等20多个游园景点。其中,主体建筑曹禺纪念馆收藏曹禺人文资料3000余件,是目前国内纪念曹禺规模最大、拥有资料最丰富的专业纪念馆,2006年被列入全国名人纪念馆序列。

纪念活动

纪念曹禺诞辰100周年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剧场博物馆成立于2007年,2010年与早稻田大学椿内博士纪念剧场博物馆作为同一剧场博物馆进行互动。本次展览是纪念曹禺诞辰100周年活动的一部分,是两馆首次交流展览。 除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拥有的曹禺作品的舞台照片外,还会将介绍舞台服装和戏剧模型。

纪念奖项

曹禺戏剧文学奖

曹禺戏剧文学奖又称中国戏剧奖·曹禺剧本奖,旨在表彰和鼓励戏剧创作方面的卓越成就。该奖项由中宣部批准设立,由中国文联和中国剧协共同主办,被认为是全国性的戏剧专业最高奖项,也是专门为剧作家设立的国家级奖项。自1982年创办以来,曹禺剧本奖已评选出415部获奖作品(包括提名奖),涌现了481名获奖剧作家。这个奖项不仅对提升中国戏剧艺术水平起到了关键作用,也为戏剧创作人才的发掘和培养提供了重要平台。

曹禺教育奖

中国湖北省潜江市设立曹禺(潜江)教育奖,以“踏实、创新”为宗旨,评选优秀教师和学生,继续实施教育人才引进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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