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知文革小说具有特定的内涵，指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5-1976.10）出版或重版的小说。但由于文学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落后于社会存在，所以76年10月至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间新出版的相当一部分小说，仍然没摆脱文革小说“左”的框框，仍然主张“三突出”，仍然以阶级斗争为纲，文革小说也应该包括这部分小说在内。
许子东
许子东，“主人公获得某种罪名，受到某种处罚”是“文革小说”叙事模式中最重要的“情节功能”之一。作家可以替他的主人公选择不同的落难方式：或通过同事、同学、邻居“奇怪的目光”，或通过大字报、批判会乃至抄家，主人公才明白险恶处境。“获得罪名”几乎是每部有关文革的小说都必须具备的情节：很少有哪个人物形象，可以不经受任何法律、政治、行政及其他名义下的惩罚而成为一部文革小说的主人公。这里所谓的罪名和处罚，既是指刑事犯罪的指控、法律程序的审判，也是指党内和干部队伍内部政治审查的结果和针对公职人员的行政处分；有时，还包括某种道义上的裁判与惩罚。正因为这是一个“文革小说”的“常规”情节，通过疏理五十部文革小说中主人公们的种种罪名，便可以察看在各种不同文体、不同倾向、不同意义的“文革叙述”中，存在著怎样复杂而又不无规则的“罪与罚”的关系。
（为了方便理清线索，每部作品皆选取其中一至二个主人公，其余容后再议。）
叛徒罪名受罚
主人公因“叛徒”罪名而受惩罚的作品有 、《小镇上的将军》、《蝴蝶》及。新版里找不到“叛徒”这个辞条。据《现代汉语词典》，“叛徒”是指“有背叛行为的人，特指背叛祖国或背叛革命的人”。在以上四篇（以及全部五十部）文革小说里，“背叛祖国”的案例一个也没有。而“叛徒”要背叛革命，总要在以前先参加革命（成为组织里的人）才行。所以，“叛徒”之罪名，在“文革叙述”中实际上是特指受难的党内干部，如王晓华的母亲、张思远以及陈世旭笔下的将军。这些为“叛徒”鸣的作品大都写於文革刚结束不久。同样是为饱受苦难的干部平反，“叛徒”可能是一个比“特务”或“走资派”更叫当事人委屈也更令当时读者（以及文学奖评委们）同情的罪名。多年以后，林斤澜又在看似荒诞的寓言中精雕语言、细刻情节：清水后生曾被误控叛徒，差点被白麻子“处理”，只因野地坟场有只长著人眼的狼出来打岔，清水后生才没有被枪毙，狼却当了牺牲品；后来清水后生又奉命要处理“木头木脑”，“木头木脑”正要服从，却看见清水后生长著绿的狼眼。此时坟地忽然出现神秘女人的声音，说此地原是丰收宝地，皆因生死仇杀，导致人亡地荒。“我们只晓得活命，你们心高一等，叫做革命。不但也是甚么也都做得出来，还活著称英雄，死了编烈士。”清水后生和“木头木脑”於是都吓跑了。充当迫害者的主人公清水后生，自己被“上边”的人无缘无故地加害却仍莫名其妙地去害别人。有“叛徒”罪名的清水后生有点像干部，“木头木脑”则是民众：因为“没有参加组织”，所以连获得“叛徒”罪名的资格也没有。
造反派罪名
还有很多“文革小说”中的主人公，也像陈坚、林鹄一样，是有“罪”且受迫害的红卫兵造反派。指控造反派的“罪名”居然是五十部作品中为数最多的一项罪名（14%）。由於文革后中国的整个政治环境和社会思潮的大背景都是“反文革”的，所以红卫兵造反派的形象通常都是作为反派竤体和负面背景而出现在文学作品里。但仔细阅读五十个抽样文本，只要红卫兵造反派能在叙述中作为主人公出现，他们通常都是遭迫害、受委屈并显然令作者（乃至读者）同情的。如里的审判情节出现在“文革”后的公安局里，叶辉被控在1967年的武斗中伤人，“实属打、砸、抢首恶份子”。而审理此案的地委副书记朱春信便是叶辉当年在武斗中所要保卫的革命干部…… 里被监督劳动的“犯错误的知青”“一把手”，其实是个传播文明、挑战黑暗的正面人物。小说讲述外号“一把手”的知青李幸福被发配到深山老林绿毛坑服从看林员王木通“教育、改造”，却与备受虐待的王妻盘青天发生恋情。“一把手”在山里形同劳改，其罪名却相当含糊，只是“犯有错误的知青”（他在大串连中被火车轧断一只手臂）。
海外文革研究
在海外的文革研究中，也有不少对红卫兵造反派的历史作用作具体分析乃至辩护的文章。如陈佩华（AnitaChan）、骆思典（StanleyRosen）和安德佳（JonathanUnger）在他们合写的论文〈学生与阶级之战：广州红卫兵冲突的社会根源〉（“StudentsandClassWarfare：TheSocialRootsoftheRedGuardConflictinGuangzhou（Canton）”）中认为，红卫兵的派性与文革前学生竞争中的家庭阶级背景有关。华林山依据陈佩华等人的统计材料，进而将“保守派”与“造反派”区别开来，“保守派中家庭成分好的占82%，中等成分的17%，而出身於阶级敌人的只有0.96%。在造反派中，出身红五类的只有26%，中等成分占62.5%，成分不好的占11.29%”。与出身背景有关，华林山认为“保守派捍卫中共制度的现存社会秩序，造反派则试图破坏这个社会秩序。……造反派基本上是仇视中共官员的……在他们的梦想中，新的中国社会将不再有官僚，人民的权力得到充分尊重”。在华林山之前，印红标也将红五类出身的“老红卫兵”与后起的“造反派”列为“红卫兵运动的两大潮流”，认为“老红卫兵”主要冲击“牛鬼蛇神”，“造反派”才“普遍冲击共产党、政府甚至部分军队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造反派的运动造成了建国以来对党政军领导体系和领导干部空前的巨大冲击”。但也有一些文章愿意为老红卫兵说话，如米鹤都则将“联动思潮”视为“人民竤众在实践中逐渐觉悟，自发反对错误路线的体现，是文革中人民起来反抗四人帮的第一次有组织、有纲领的行动”；宋永毅也将“联动思潮”与遇罗克 、 、 、李一哲大字报等并列为“文革中的异端思潮”：“平心而论，“联动思潮”表达了不少极宝贵的思想，例如他们喊出的“取消一切专制制度”、‘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二个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等等口号，应当说是文革中第一次正面挑战毛泽东及其追随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