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明朝第十三位皇帝

明神宗朱翊[yì]钧(公元1563年9月4日—公元1620年8月18日),明朝第十三位皇帝,明穆宗朱载坖[zhū zǎi jì]的第三个儿子,生母为孝定李太后。朱翊钧在位期间的年号为万历。朱翊钧在位四十八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久的皇帝。

朱翊钧很小就接受了启蒙教育,自四岁已能读书,性格沉稳的他少年老成,很受父亲朱载坖的喜爱和重视。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朱翊钧被立为皇太子。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明穆宗驾崩,朱翊钧即位,时年十岁。朱翊钧在位的前十年,对张居正十分信赖,命其主持政事,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在张居正的主张下,朱翊钧实行考成法选拔官吏,整治水利,实行一条鞭法,任用戚继光驻扎蓟州镇,李成梁驻守辽东镇,史称“万历中兴”。但朱翊钧亲政后,深居简出,不理政事,他挥霍国库,发动万历三大征劳民伤财,派税监矿使搜刮百姓,致使各地民变起义不断。官吏贪污腐败,朝廷党争不断,“争国本”事件后竟多年不上朝。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后金努尔哈赤在萨尔浒之战中击败明军,使得明朝在辽东逐渐转为被动。

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朱翊钧在弘德殿驾崩,享年五十八岁,庙号为神宗,谥号“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安葬在定陵。遗诏由朱常洛嗣位,即为明光宗。《明史》作者张廷玉认为:“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人物生平

年少时期

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八月,明穆宗朱载坖的第三个儿子朱翊钧在裕王府降生。明穆宗有四子,长子朱翊釴[zhū yì yì]、次子朱翊铃俱早亡。四子朱翊镠[zhū yì liú]与朱翊钧同为李氏所生。由于朱翊钧的祖父嘉靖皇帝晚年迷信道教,不准谈论储君之事,因此朱翊钧出生后,没人敢告诉嘉靖皇帝,名字也没有起。直到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正月初十日,廷臣上疏请立朱翊钧为皇太子,同月十八日明穆宗朱载坖才为他赐了名字,叫朱翊钧。明穆宗对朱翊钧十分宠爱,在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因朱翊钧成为了穆宗子嗣中最为年长的,故朱翊钧被立为皇太子,正位东宫。当时仅仅六岁,之后穆宗为朱翊钧挑了数位一流教师如高仪、张四维、沈鲤等人,对朱翊钧进行教学。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三月,虚岁十岁的朱翊钧正式出阁就学,接受系统而正规的儒家思想文化学习,来获得治国平天下的本领。出阁两个月后,穆宗就驾崩,朱翊钧即位。

朱翊钧小的时候,明穆宗朱载坖在宫中骑马狂奔,朱翊钧对明穆宗大喊,怕明穆宗一个人骑马摔下来,伤了龙体。听到朱翊钧的大喊后,明穆宗很高兴,立即收住缰绳,下马来到朱翊钧的身旁,慰劳了他。朱翊钧小时候时乖巧懂事,很小便表现出了不错的为人处世能力。穆宗因而对他大加夸奖。陈皇后生病后退居别宫,朱翊钧每天早晨都随生母李贵妃前往问候起居。陈皇后很喜欢朱翊钧,每天早晨只要听到朱翊钧的脚步声,心情就很舒畅。陈皇后每见到朱翊钧时就拿出经书,询问他的学业情况。朱翊钧将陈皇后的问题都答了出来,在朱翊钧的沟通下,两宫的关系越来越和谐。

冲年即位

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五月二十六日,明穆宗病死在乾清宫。六月初十,朱翊钧继承帝位,时年十岁,改元万历,以第二年为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隆庆年间(公元1567年-公元1572年)东宫旧臣高拱受穆宗器重,与当时的内阁首辅徐阶抗衡,终于取代徐阶。但之后高拱得罪了朱翊钧信任的内廷大太监冯保,还与朱翊钧的老师张居正不和。在张居正和冯保的作用下,朱翊钧即位后于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六月免去了高拱的内阁首辅职位,让他的老师张居正接任。冯保又制造“王大臣事件”,欲置高拱于死地。幸赖吏部尚书杨博、御史葛守礼等力救,张居正也书信冯保才作罢。由此形成了内廷事务命冯保管理,而政事委托给张居正处理的局面。朱翊钧非常信任张居正,对他十分尊重,尊称张居正为“元辅张先生”。

朱翊钧一即位,张居正就根据隆庆遗诏和皇帝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以务学为急、以讲学亲贤为先的原则。尊孝定李太后的嘱托,张居正为朱翊钧规定了严格的学习日程、日讲和经筵。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八月初八,张居正便上疏请求举行讲读。五日后,又呈进日讲仪注。仪注共分八条,详细开列了日讲内容、方法和时间安排等。朱翊钧经常在没有视朝的时候去文华殿,听儒臣讲读经书。休息片刻后,回到讲席,再读史书,吃完午饭才返回宫内。朱翊钧自即位到张居正去世后,整整坚持了10年时间,做到了勤学,也取得了明显的学习效果。

太岳辅政

朱翊钧在位的前十年中,内阁首辅张居正辅政,在朱翊钧的支持下,张居正推行新政,实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在张居正的主张下,朱翊钧推行考成法,提高官员的办事效率,使每件公事都落到实处,层层监督,各负其责。朱翊钧还提高了选拔提学官的要求,采纳了张居正提出的选用提学官和整顿学校的提议。朱翊钧还在福建实行清丈土地,并逐渐推及到全国,之后他将一条鞭法推广到全国。在张居正的主张下,朱翊钧整饬[chì]边防,任用戚继光驻扎蓟门(今北京),李成梁驻守辽东(今辽宁省)。朱翊钧还起用潘季驯治理黄河、准河,并治运河。

为了准备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的朱翊钧大婚,宫内自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六月便援引旧例要求户部采买金珠宝石。这一阶段,张居正抑制宫廷财政并非没有建树,只是与宫内消费的扩大相形见绌[chù]。只是传取减少、织造减半、暂停织造袍服。朱翊钧大婚,织造于岁办外加九万余,完工之后旋即增加,预算用银四五十万,财政难以负担,再加上东南水灾,加派已是虐民之举。朱翊钧只得同意减半织造,费用由户、工二部承担而不行加派。张居正不得不在满足宫廷消费与减轻百姓负担中寻求平衡,不得不牺牲政府财政来满足宫廷需索。其病亡之前,工科都给事中李廷仪谏阻织造急缺缎匹的奏疏总结了其执政期间的织造总数,内织染局四年5800余匹,八、九两年13万余匹,内承运库三、四两年126000余匹,七年36400余匹,新派107495匹,预算银150万。

清算冯张

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去世,朱翊钧亲政。为了树立威严,不再允许首辅掌握大权的现象继续存在,加上冯、张二人以前对他约束太严,使他时存反感。于是着手清算冯张,朱翊钧决定先打击内廷势力极大的大太监冯保,冯保在朱翊钧小的时候,对朱翊钧的态度是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如果说,在张居正担任首辅期间,朱翊钧由于年龄偏小,但此时朱翊钧已经20岁,忍受不了这种状况。这时,张居正已死,冯保势孤,朱翊钧起而发难。冯保在张居正死后,依然肆横如故。太监张鲸,平时与冯保争夺朱翊钧的宠幸,于是谋划让冯保下狱,其好友张诚,向来被冯保所厌恶。两人向朱翊钧陈述冯保的罪恶,并揭发冯保与张居正交结罪状,请令冯保闲住。朱翊钧听到有人弹劾[hé]冯保,恰好这时御史首劾冯保的同党锦衣卫指挥同知徐爵,于是朱翊钧下诏将徐爵下狱,死罪。之后,御史李植又参冯保“当诛十二罪”。朱翊钧以“冯保欺君蠹[dù]国,罪恶深重”,罢去了冯保东厂提督的职位,将其押到南京软禁,抄没了他的家产。

已经死去的张居正继冯保之后,也时常受到群臣日甚一日的攻击。万历初的十年中,张居正是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他擅用职权,甚至连当时由于年龄偏小而名居最高统治者之位、实无最高统治者之权的朱翊钧也时常遭受他的训斥。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十二月十四日,御史杨四知论张居正十四罪,说张居正欺君蔽主,穷奢极欲,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三月,朱翊钧看了有关狱词后又夺张居正上柱国、太师兼太子太师,斥其子锦衣卫指挥张简修为民。同年八月,再追夺张居正之谥。九月,御史羊可立奏言已故大学士张居正隐占废辽府第土地,请求朱翊钧严行查勘。之后辽庄王府次妃王氏复上疏讼冤,朱翊钧乘机命司礼张诚及侍郎丘概偕锦衣指挥、给事中,前往湖广荆州抄张居正的家。张诚等将至,荆州守令先录张家人口,禁锢张居正家门,其子女多遁避空室中,等到把门打开。饿死者已十余口。张诚等尽搜张居正诸子兄弟藏得的黄金万两,白金十余万两。张居正之长子礼部主事张敬修不胜刑,自缢而死。后经多人说情,朱翊钧才下诏留空宅一所、田十顷,用来赡养张居正的母亲。此后言官一直攻张居正不停止。朱翊钧在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八月终于尽削张居正之官秩,剥夺了张居正的谥号,抄没其家,尽削张居正之官,将张居正之罪状告示天下,还把张居正的尸体从棺材里挖出来暴晒,流放其后代。

万历中兴

朱翊钧打击完冯保、张居正以后,内阁权力和地位大大降低,朝政的最后决定权掌握在了朱翊钧的手中。朱翊钧在亲政的前几年里,励精图治。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朱翊钧在视朝以后,在平台召见了辅臣,与他们商讨政务,关心民事,如礼部陈言曾说朱翊钧:“爱民之念,靡日不切。勤民之诏,无岁不下。”他重视生产,曾委派徐贞明开发京畿[jī]附近水田。还选拔了一些有才能的文臣武将,敢于接受百官的批评。朱翊钧即位至亲政初年这一阶段政治相对清明、国力恢复,史称“万历中兴”。

国本之争

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朱翊钧不喜欢妃子王氏,宠爱郑贵妃,由此不喜欢王氏所生的儿子即皇长子朱常洛,他有意废长立幼,立郑贵妃的儿子福王朱常洵[xún]为太子,群臣耳闻目睹朱翊钧有意废长立幼,纷纷上疏,要求册立常洛为太子、福王常洵就藩等,与朱翊钧、郑贵妃进行了长期斗争,李太后亦加入其中,这就是“争国本”事件,这场国本之争旷日持久,大学士申时行等首先上疏,要求册立太子,揭开了“国本”之争的序幕,但朱翊钧对建言诸臣进行了处罚,将奏疏留中,设置圈套使群臣就范,将册立之日延后。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二月,到了朱翊钧许诺的册立太子之期,朱翊钧依旧推脱。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八月,大学士沈一贯上疏,以《诗·既醉》等讽谕,催请册立。朱翊钧心动,令礼部准备册立。十月十五日,皇太子朱常洛册立礼举行,同时册封朱常洵为福王。不久,皇太子冠、婚礼相继举行。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三月,福王常洵就国,时皇长孙朱由校(常洛长子)也已九岁,朱翊钧等废长立幼的可能性不复存在,沸沸扬扬近三十年的“国本”之争至此告终。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郑贵妃宫中太监庞保、刘成以土地为诱饵,指使无知之人张差持梃[tǐng]打入慈庆宫,企图打死太子。案发后,由于朱翊钧庇护,未追究庞、刘主使,仅以郑贵妃乞哀太子和磔[zhé]杀张差、偷偷杀掉庞、刘了结。这就是明末三大案的“梃击案”。争国本事件促成了朱翊钧的怠政,引发了明末廷臣党争攻讦[jié],朱翊钧怠于政事,对廷臣的争讼攻讦听之任之,加剧了党争,朱翊钧由于长时间不立皇长子,没有培养其子朱常洛及其孙由校处理政事的能力,带来了明熹宗朱由校的庸懦和宦官魏忠贤的专权。

长期怠政

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朱翊钧连日免朝,自此以后怠政现象屡有发生。他不肯上朝,不肯面见大学士,不肯召见大臣商讨国事,不亲自祭祀太庙,不批阅大臣的奏章等。朱翊钧确确实实很少上朝,当时朱翊钧面见大臣的方式有元旦朝贺、常朝以及专门接见大学士等形式。在常朝方面,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三月,已有多从传免的记载。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三月,由于久不视朝,大学士申时行建议,将升授官于视朝时面见皇帝谢恩的制度,改为如免朝三次,即可不必等候,仅具疏奏知了事。这一改变,既方便了等候面见皇帝而不得的官吏,也使朱翊钧减轻了不上朝而面临的压力。朱翊钧当即予以批准,而其上朝议事之举,从此也便更少。礼部主事卢洪春曾上奏指出朱翊钧没日没夜的纵欲取乐,但朱翊钧不为所动。朱翊钧亲政后,官吏的任免处于半停顿状态之中,在职的官吏不能正常升迁,空缺的职位不能及时得到补充,一方面是“人滞于官”,另方面是“官曹空虚”。

军事活动

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二月,西北宁夏致仕副总兵官哱拜[bā bài]举兵叛乱。朱翊钧几次派兵镇压都没成功,最后派名将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松为总兵,叶梦熊为总督,率军平叛。二将派人决黄河水灌宁夏城,城外积满了水,被冲开一个口子,李如松乘势下令攻城,一举平息了哱拜之乱。五月,日本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后派兵侵略朝鲜,朱翊钧派李如松带兵四万援朝,取得平壤大捷,日本由于丰臣秀吉病亡后撤兵朝鲜,援朝战争历时七年,由中朝联军获得胜利告终。此前在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西南发生了播州(今贵州省遵义市市辖区)杨应龙之乱,朱翊钧派都御史李化龙进剿杨应龙,历时十一年平定叛乱。这三大战役史称“万历三大征”。西征、东征、南征,共十多年,士兵伤亡数十万,耗费军饷千万,百姓们流离失所,不堪重负。但这三场大战巩固了明朝的领土,维护了明朝在东亚的天朝地位。

虽然万历三大征取得了胜利,但掩盖不了朱翊钧在位期间军队腐朽的情况,他在位期间,军队将官虚报战功现象十分严重,军官受贿、冒领粮饷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士兵们遭受着非人的待遇,当时军官对士兵恣意剥削,有视如仇敌之说。其剥削的手法很多,诸如克扣军饷、侵占屯田、差遣役使等皆是,其中擅自差遣役使为害尤大。京营和边军战斗力低下,由于军官冒领军饷,使得军饷的开支日益庞大,国库进一步空虚。

财政困难

朱翊钧的大肆挥霍,官吏的贪污盛行,加之军费的日益增加等,不能不造成国家财政支出越来越多,而矿监税使之侵吞正常税收、官吏之不能尽职尽责、加之水旱灾害等的影响,又使得国家的财政收入受到很大妨碍。朱翊钧当政时期的财政状况日益恶化成为基本趋势,张居正改革后形成的财政绰有剩余的局面一去而不复返。但朱翊钧不为所动,自己对于金钱十分渴求,到处搜刮。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十二月大理寺评事雒[luò]于仁进疏批评朱翊钧,其中之一即为“贪财”。朱翊钧问内帑[tǎng]索要金银,变内帑的金钱为自己的的私财,使本就不够国家支出的国库更加拮据。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三月,一场大火将乾清、坤宁二宫烧毁殆尽,朱翊钧乘机以修缮宫殿为名,向地方派出了大量的矿监税使,到各地开矿榷[què]税,大肆搜罗钱财,让矿监税使将开矿或抽税的所得,进献给自己。

党争乱国

国本之争使明末大臣间的矛盾扩大,加剧了党争,也为他们进一步攻讦提供了论题。大约自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前后,朝臣中以顾宪成为首形成的东林党和以沈一贯追随者形成的宣、昆、齐、楚、浙等党争进一步激化,还有越来越多的被罢免的官更卷进来,这是当时双方斗争较以前更为激烈的一个反映。两派形成后,相互间以空前激烈程度进行了一系列斗争,其中重要的有王元翰案、淮抚李三才之争、辛亥京察、荆熊相争。经过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京官考察,东林党人被排斥殆尽,所剩无几,逐渐退出朝堂。

吏治腐败

朱翊钧怠政,党争不断,使得朱翊钧当政时期的官吏,其所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升迁,因而着急想升迁的官员,都是沽名钓誉、拉拢关系、寻找靠山,至于应当完成的职责,反而对之极为消极。当时官吏贪污的对象极多,诸如赈饥银两、工程用银、赃赎银等等皆在贪污之列,关于贪污赃赎银的记载,数量很多。官吏受贿也是常见的现象,并且受贿的数字有时甚大。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五月,两准巡盐御史徐芳被人弹劾纳贿,赃款私计数十万。科举考试是当时选用人才的主要途径,能否正常进行对王朝的影响甚大,而在这里行贿受贿的现象同样十分严重。通过贪污和受贿,官吏们积蓄下许多财富,不少人成为暴发户,朱翊钧传帑索金加上官吏贪污腐败,使得明朝国库更加空虚。

辽东惨败

当朱翊均和各级官员不断搜刮民脂民膏,吏治腐败之时,辽东女真崛起,不断出兵进犯辽东。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成为了明朝的大患。朱翊钧以兵部侍郎杨镐曾任辽东巡抚,熟悉辽东务事,于是任他为辽东经略,命其攻打后金,消除辽东大患,此即萨尔浒之战。但明军派出的四路大军,有三路溃败,明军在辽东更加被动。并且辽东战争耗费军饷达到四百多万两,朱翊钧为了应付军饷,自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九月起,先后三次下令增收全国田赋,这就是辽饷,这大大加重了百姓们的负担。

病重去世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三月,朱翊钧不加节制,纵欲无度,加上辽东大败,国内矛盾重重,思绪万千,逐渐病重,七月二十一日,在弘德殿驾崩,享年五十八岁。遗诏由皇太子朱常洛嗣位,朱翊钧尊谥曰显皇帝,庙号神宗。十月初三,在“寿宫”下葬,名曰定陵。

为政举措

政治

推行考成法

朱翊钧为了提高官员们的办事效率,采纳张居正的主张推行考成法。考成法,是一种官员考核制度,由张居正在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提出,并推广到全国。此法规定六部和督察院把各级官员应办的事情定立期限分别登记在三本账簿上,一本由六部和都察院留底,另一本送六科,最后一本呈内阁。由六部和都察院按账簿登记,逐月进行检查。每完成一件登记一件,反之必须如实申报,否则论罪处罚。六科也可要求六部每半年上报一次执行情况,违者限事例进行议处,最后内阁也可对六科的稽查工作进行查实,改变了以往主要靠吏部考评官员的方法。按照考成法的要求,事必专任,立限完成。层层监督,各负其责。朱翊钧说:“事不考成,何由底绩。”以内阁监控六科,六科监控部院,部院监控地方抚按,最后使部权尽归内阁。对当时无视法纪,上下因循苟且、遇事推诿的腐败官场作风,进行了整顿,官员用舍进退,一以功实为准,对那些疲软无能的冗官,大加裁汰立限考事,让每件公事都能够行之有效,形成了一套从内阁到地方官逐层层督查的考核制度。

清算张冯

万历初的十年中,张居正身为内阁首辅,权势滔天,他擅用职权,与内廷太监冯保一致行动,内外相结。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张居正死后,遭到朱翊钧的抄家和剖棺戮尸,子孙被发配,仅留一空宅。冯保在张居正死后,仍然蛮横无度。张居正死后半年,朱翊钧将冯保发往南京闲住,其弟侄冯佑等,都革职发原籍为民。这使得内阁地位大大降低,朱翊钧收回了权力。

选贤任能

选贤任能方面,朱翊钧亲政前的十年推行了张居正的考成法。亲政后的朱翊钧在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废除了张居正主政时期的措施,在用人上多次拒绝了臣子们论资排辈的提议,吏部当时要提升郑洛出任协理京营戎政,同时将四川巡抚孙光裕调往南京担任大理寺卿。郑洛是有政绩的,而孙光裕是按资排辈提拔的。孙光裕虽也被提拔,朱翊钧明确和臣子们表示以后要根据才能举荐人才。万历十三年-1585年九月,臣子们建议统兵将帅由朝廷大臣举荐,但朱翊钧却认为将才难寻,如果推荐的是没有实战经验的将领,无法领兵打仗。所以朱翊钧拒绝了廷臣荐举提议,而是让地方便宜行事,让地方总督和抚按选拔将领。

经济

修缮水利

朱翊钧起用潘季驯治理费河、准河,并治运河。张居正起用水利专家潘季驯治理准河,并兼治运河。潘季驯以“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原则,很快取得了预料的效果,黄河得到治理,漕船也可直达北京。

清丈土地

到了明中期,鱼鳞图册已经不能准确反应土地情况,赋役征派也逐渐失准。为了纠正田制混乱,朱翊钧开始了继洪武朝之后的又一次全国性的土地大清丈。这次土地清丈也是从东南沿海地区开始,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十一月,朱翊钧下诏在福建试点,目的是改变有田者不交赋税、没田的人赋税严重的现象,使土地与税粮挂钩。由于朱翊钧支持,张居正的辅佐,清丈土地很顺利。于是朱翊钧与张居正立即将清丈推广到全国。给户部下诏就清丈范围、职责、政策、方法、费用、期限等制定了八项规定,于同年十一月下发各地。至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十二月,各省的清丈土地工作基本完成,综合整治了明代田制与赋制,效果明显。清查出了大量隐匿的土地,减轻了百姓的负担,扩大了赋税增收面,增加了国库收入。

一条鞭法

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朱翊钧在张居正的建议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条鞭法,对明代赋役制度作了全面改革。一条鞭法的基本内容是赋役合征,按亩摊役,州县统筹。就是以州县为单位,将原来以各种方式分别征收的田赋、摇役和其他杂税合并在一起,按土地计算,折收白银,改变了历代赋与役平行的旧制,减少了税目,简化了手续,扩大了征收货币的比重,松驰了对丁口的控制,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摇役负担,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明王朝户部外库新增白银余万两,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减弱,大量的农民涌入了城市,明末市镇得到了发展。

加派辽饷

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由于辽东的军事需要,朱翊钧开始在全国征收军饷,即为辽饷。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平均每亩土地加增辽饷银九厘,计收五百二十余万两。辽饷加派加重了百姓的赋税负担,使更多的农民失去了土地,成为流民、饥民。

军事

整饬边防

朱翊钧在大同等地边外关设立马市,允许内地商人去边关贸易,加强汉族与蒙古族间的经济往来。将戚继光调往蓟门镇守,李成梁驻兵辽东,加强东北边防力量。在广东,命令任殷正茂和凌云翼为两广军务提督。

援朝抗倭

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四月,统一日本后的丰臣秀吉出兵侵略朝鲜,挑战以明王朝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力图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新秩序。朱翊钧在援朝御倭战争的初期阶段是坚定主战的,其任命的宋应昌、李如松等将领指挥得当,取得平壤大捷。朱翊钧为救援朝鲜,先后两次出兵,战争在和战交织中历时七年,方以日本的失败而告终。最终维系了以明王朝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

平定哱拜

哱拜,原是蒙古鞑靼[dá dá]人。嘉靖时,鞑靼上层集团发生矛盾哱拜父兄皆被杀,哱拜伏水草中免于一死,投向明朝的边将郑印。由于他骁勇屡立战功,逐步被提升为参将,独自统率一军。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哱拜年老,明朝政府提升其为副总兵致仕,职位由其子承恩承袭,哱拜虽然致仕,但致仕期间一直训练私兵,意欲割据宁夏地区。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时任明朝副总兵的哱拜和他的儿子指挥使哱承恩在宁夏银川反叛,朱翊钧立即派兵平叛,任命叶梦熊为总督,叶梦熊决河堤灌城宁夏,使得城外水深八九尺。破城后,叶梦熊残酷地屠杀降人,这次哮拜的叛乱和平定,百姓的生命财产遭到极大损害。

平定播州

播州宣慰司辖有两个安抚司,六个长官司等,地域广袤,有田、张、袁、卢、谭、罗、吴七姓,世袭各级土官。这七姓大部分是杨氏的姻亲或者其他地区的土酋进来播州的。如杨应龙-隆庆五年袭为播州宣慰使祖父杨相的嫡妻就是张姓。杨应龙刚袭任宣慰使的时候,对于其他少数民族人民的反抗,他协助明政府一起镇压,并向明朝进献当地特产,获得了明朝政府的信任,被授予了都指挥使的官衔。随着他在播州的地位越来越高,杨应龙逐渐增长了骄横之心,开始轻视汉法,对明廷逐渐有了反抗心理。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播州土司杨应龙起兵反叛,大败贵州巡抚江东之所率的明军,杀都指挥使杨国柱。朱翊钧闻讯大惊,派都御史李化龙进剿杨应龙。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六月,杨应龙率军攻陷綦[qí]江(今重庆市)。綦江是四川东部的重要军镇,是重庆南边的门户。朱翊钧听到綦江失守,十分震惊,削夺了四川巡抚谭希思等人的官职。进一步提高了总督李化龙的军权,让他全力讨贼。次年五月,明军对遵义海龙囤(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高坪镇海龙屯村)发起总攻,杨应龙自杀,播州之乱平定。播州被改土归流,由明政府直接管理。

用兵辽东

辽东女真努尔哈赤在建立后金政权后,野心也随之增大,开始窥视中原,为了向内地掠夺和扩张,便将进攻矛头指向明朝政权。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努尔哈赤宣称与明廷有“七大恨”,起兵攻打辽东,劫掠人畜30万而归。朱翊钧急忙在全国加派“辽饷”,派杨镐为辽东经略,调集各地官兵8万余人,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二月,分四路进攻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抚顺市)。但努尔哈赤在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浑河南岸)之战中击溃了明军,使得明朝在军事上转入了被动和防御。

文化

严格选士

为了培养优秀人才,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朱翊钧严格要求吏部选用地方科举官。次年三月,采纳张居正提出的选用提学官和整顿学校的措施,让地方各级官僚遵守相关规定,并大量削减府、州、县学的生额。

接纳教士

明朝后期在耶稣会士来华传教期间,中西文化交流比以往更为活跃和频繁。利玛窦等耶稣会士明白传教要,取得明神宗朱翊钧的允许。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正月利玛窦和西班牙教士庞迪我抵达北京,明神宗朱翊钧在便殿召见了他们。利玛窦进赠朱翊钧天主、圣母像和珍珠镶嵌的一座十字架,万国图志一册等。利玛窦等得到了明神宗朱翊钧的欢心,被允许在宣武门内居住。这使得耶稣会士传教更加容易。

宗室

赏赐潞王

朱翊钧对他的弟弟潞王朱翊镠关怀备至。在他继位之初,他就对潞王的就藩问题十分重视。朱翊钧为潞王朱翊镠首选的是富庶的湖广地区,但是潞王朱翊镠却以离京城太远为由,一再拒绝就藩。潞王希望到河南卫辉府(今河南新乡)就藩,朱翊钧遂批准建造潞王府。朱翊钧还曾赏赐他大量的芜湖青布、京店纸货、徽州茶叶、太湖皂矾等供其经营图利。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为了准备朱翊钧同母弟潞王朱翊镠的婚礼,内监款开各色金三千八百六十九两,青红宝石八千七百块,各样珍珠八万五千余颗,珊瑚珍珠二万四千八百余颗。户部官员认为太多,要求裁减,朱翊钧不从。这次婚礼开支达八万八千多两银子,比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朱翊钧本人婚礼费七万还多。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朱翊钧下诏,赐给潞王食盐一千引,并由两淮运司解府应用,这使得潞王对中央更加索取无度。

外交

俄国

据俄国使节伊凡·彼特林的《见闻录》记载,他在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到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出使中国时,万历皇帝没有接见他们,但明朝政府仍旧热忱的接待了他们并允许他们在中国进行贸易。带回中国地图一幅,中国大明皇帝致俄国沙皇国书一封。在十九世纪以前,国外学者一般认为,这封国书就是朱翊钧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9月1日至4日之间《中国神宗皇帝致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的国书》,而且对这封国书的真实性未提出过疑义。直到本世纪初,学者们始对这封国书的真伪才提出了异议。比如德国学者乔治·亨宁认为彼特林所带几封信都是在莫斯科伪造的,这是西方学者否定这封国书真实性的最早论证。俄国学者柳比莫夫的结论是这两封国书的真实性不可能证明。现在还找不到这两封国书的汉文原件,显然,这位俄国学者对这两封国书的真实性采取保留态度。苏联学者德米多娃肯定了朱翊钧国书的真实性,并对修书日期作了考证。这位学者认为,彼特林一行是到过北京的,在此逗留四日,然后携带朱翊钧国书回国,从此这封国书的真实性成为定论,未见其他学者再对这封国书提出疑义。

日本

德川家康即位后(公元1603年-公元1616年在位)改变了丰臣秀吉的对外侵略政策,对外采取积极友好政策,致力于恢复与明朝的关系,寻求在政治上与明朝建立册封关系,在经济上恢复对明勘合贸易,从政治和经济上回归以明朝为盟主的天朝朝贡体系。为此,德川幕府采取了三条途径:第一是通过送还明朝被虏人直接与明朝交涉,通过明朝商人致书明朝政府谋求恢复与明朝外交关系,第二是以琉球为中介谋求恢复与明的外交关系,第三是假道朝鲜朝贡明朝。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年)4月24日,明朝驻朝鲜总督颁布《谕倭酋檄》,全面阐述了明朝对日政策,朱翊钧的明政府肯定了日本送还明朝人质的示诚举动,但是由于延续七年的侵略战争,明朝不能轻信日本,于是禁止日本再遣使者。继续明朝对日本一贯的禁与防政策,但需注意的是,该檄文与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闰4月朱翊钧的平倭诏书将日本归入“元恶”一类,不属于明朝“普欲包荒”的范围不同,明确指出日本“亦我天地覆载赤子也”,如果日本诚心悔悟,恪[kè]守境土,不再侵略,将会像朝鲜一样被明朝接纳为朝贡体系的完全成员。由此可见,在日本接二连三地送还明朝人质的和平举动推动下,明朝对日态度趋向缓和。

宗藩

朝鲜

明代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日本丰臣秀吉入侵朝鲜后,破坏了朝鲜的经济发展,为了经济的发展,恢复民生,朝鲜皇帝主动向明朝提出了开设“中江关市”的要求。朱翊钧答应了朝鲜政府中江关市的开设要求,使得朝鲜经济的发展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但在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弊端,在朝鲜政府的一再坚持下,中江关市最终于明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关闭。

琉球

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十一月乙巳(二十三日),琉球国中山王世子尚永派人到明上表,请求批准其承袭王位,朱翊钧令礼部转行福建地方官核实后上报:“琉球国中山王世子尚永,差陪臣,赍[[jī]表笺朝贡,请袭封王爵。下礼部,行福建镇巡等官,查勘具奏。”十二月甲子(十八日),朱翊钧赏赐琉球国使臣大量礼物:“赏琉球国差官表里、绵布,并给苏木价值生绢。”戊辰(二十二日),朱翊钧派礼部侍郎设宴款待琉球国贡使:“命侍郎汪镗,宴待琉球国进贡陪臣。”癸酉(二十七日),礼部请求朝廷按例赏赐送还被劫去明人的琉球国世子及相关使臣:“礼部覆奏:琉球世子呈送被虏人民,请照例赏赉[lài]。上以尚永世敦忠诚,赏银五十两、彩段四表里,降敕奖励。仍赏其使臣银币有差。”辛酉(二十一日),琉球国中山王世子派使臣十八人入贡,并庆贺朱翊钧登基即位,得到明廷大量赏赐:“琉球国中山王世子尚永,遣王舅马中叟、长史郑佑等一十八名,赍表文方物,庆贺皇上登极,并进贡。赐晏及彩段等物有差。

人物评价

总评

后人普遍对朱翊钧持有负面评价,认为明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与朱翊钧脱不了关系,皇帝怠政庸懦,廷臣党争攻讦,宦官窃柄专权,政治极端黑暗腐朽,封建统治岌[jí]岌可危。追根溯源,当时政治的不可收拾在很大程度上都与发生在朱翊钧在位期间的“国本”之争有关。朱翊钧不培养朱常洛及其孙朱由校处理政事的能力,带来了天启皇帝朱由校庸懦无能和宦官魏忠贤的专权。总之,朱翊钧在位四十八年,前十年奋发图强,中间十年由勤变懒,最后近三十年万事不理。故清朝嘉庆帝称明之亡,不亡于崇祯[chóng zhēn]之失德,而亡于神宗之怠惰、天启之愚昧。

各代评价

当时出使明朝的朝鲜使臣李恒福评价朱翊钧的纵情声色,贪心享受,奢靡浪费。他说到:“穷极侈靡,以龙脑沉檀屑杂以椒末涂屋壁,又督珠市,尽纳其珠,择其大颗,络为障子。又遣太监采珠于外,南方贡以珠,其重四两,天下所贡无于此。此外大者不过三四钱,取之不遗余力,长安市上龙脑。”

《明史》的作者、清朝张廷玉分析明朝灭亡的原因时认为明朝灭亡朱翊钧应负主要责任,他说:“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中国通史》作者、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白寿彝认为他并非完全的昏君,在前十年中是励精图治的,到了后期才逐渐懒惰,但他也和张廷玉看法一样,认为朱翊钧是明朝灭亡的主要推动者。他认为:“在这个历史的大变动中,由于几千年中国封建制度的顽症根深蒂固,加上他沉溺酒色、财货的心理病态,非但未能使中国跟上世界新潮流,迎来新时代的曙光,相反在他的手里把明朝推向绝境,加快了其终结的历史进程。”

中国近代清史学家,《明史讲义》作者孟森认为明朝灭亡的征兆在万历年间更加明显,他说:“明之衰,衰于正、嘉以后,至万历朝则加甚焉。明亡之征兆,至万历而定。”

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在其著作中认为朱翊钧在清算冯张以后便开始沉迷温柔乡,怠于政事。他说:“神宗亲政以后,独揽大权,怠于政事而耽于享乐,日益挥霍侈靡,不知遏止。”

《明史》作者、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南炳文先生认为朱翊钧是明后期独掌大权的皇帝,也是由于他的独掌大权影响了明朝的政局。他认为:“明神宗紧紧掌握国家大权,但他却是个喜欢安逸、贪婪无比、任性使气、爱弄权术的人,这便严重影响了这一时期的政治状况,使之混乱不堪,以致埋伏了明朝中央政府崩溃的危机。”

河南大学教授、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朱绍侯认为神宗亲政以后的局面使得张居正之前的改革化为虚有,矛盾加深,他说:“张居正一死,神宗亲政,明朝政治愈趋败坏。其深居简出,不理政事,纵情声色,恣意挥霍,使得明朝各种社会矛盾更加激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人员许文继在《正说明朝十六帝》认为朱翊钧的一生是从勤到惰的过程,他说:“神宗朱翊钧是明代历史中统治最久的皇帝。他的一生可以分成三个阶段:10岁到20岁,他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权威,凡事依大学士张居正而行;20岁以后,他开始亲政,有一段时间勤于政务;后期怠于政事,酒色财气,醉生梦死。”

原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明史学会顾问陈梧桐认为朱翊钧的私欲和贪财索取造成了明朝国库空虚,他说:“万历中后期,却是‘环视库房,一空如洗’,边镇饷银‘逾时历年不能给发’,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造成这种状况的总根源,在于明神宗的‘酒、色、财、气’四病。为满足自己的私欲,他肥了皇室,却掏空国库、榨干百姓,从而埋下明朝覆亡的祸根。”

人物陵墓

明定陵安葬着明神宗朱翊钧和他的两位皇后,选址在北京昌平天寿山陵域大峪[yù]山东麓。朱翊钧在自己20岁时便开始为自己筹建“寿宫”,甚至在一年中卜选了11处陵址,可见其对于自己陵墓的重视程度非常高。定陵建筑规模宏大壮观,其建筑规制模仿他的祖父明世宗朱厚熜[zhū hòu cōng]的永陵建立的,一些建筑甚至比永陵更精美。朱翊钧如此重视修建陵墓,是想通过陵墓建筑显示自己作为皇帝至高无上的皇权独尊地位。

定陵始建于明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十一月,定国公徐文壁、大学士申时行为工程总指挥。兵部尚书张学颜、工部尚书杨兆总督工程。参加营建的工匠军夫每日达二三万人。万历十八年(1590年)六月地面建筑完工,用时6年,占地约180000㎡,耗银800万两。

定陵地面的建筑布局是前面是正方形,后面是圆形,神道、地上、地下及附属建筑构成了主体建筑。神路和桥现在都废弃了。近陵处有三座单孔石桥,现保存良好。桥后的碑亭,亭内竖立一通无字碑。清初的时候亭毁于战乱,石碑保存完好。据《帝陵图说》记载,定陵的第一道门原有三道朱门,两侧还有神厨、神库各5间。现今陵门、朱门、神厨、神库都已经不存在了。定陵第二道门就是现在的陵门,保存完好。进入陵门为第一进院落,迎面为祾[líng]恩门。清初毁,乾隆年间重修,后又毁,现仅存遗址。其左右各设有随墙式掖[yè]门一道,至今尚存。过祾恩门进入第二进院落,正中为祾恩殿。清初毁,乾隆年间重修,后又毁,现仅存遗址。其左右亦各设随墙式掖门一道,至今尚存。祾恩殿后为第三进院落,建有棂[líng]星门、石五供,至今尚存。

1956年5月,经国务院的批准后,中国考古学家开始了对定陵的地下宫殿的试掘,一年以后,试掘成功。定陵地下宫殿由前、中、后、左、右五座高大的殿室组成,总面积约119平方米。经过挖掘,定陵地宫出土文物3000余件,种类比较多,工艺精美,其中的金冠、凤冠、衮[gǔn]服、三彩瓷炉及瓷觚[gū]、青花梅瓶、镶猫睛石金带饰等都是珍贵的文物精品。定陵地下宫殿是明十三陵中唯一一座被发掘的帝王陵寝。1959年在原址建立定陵博物馆,并正式对外开放。

家族成员

长辈

兄弟

后妃

儿子

人物争议

怠政争议

朱翊钧怠政的现象,最早发生在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秋末冬初。这年九月十六日以后,朱翊钧连日免朝。同月二十八日,朱翊钧谕内阁:“朕前御门,已于卯初起,一时头晕眼黑,力乏不兴,已谕暂免朝讲数日,静摄服药。兹当孟冬时享太庙,暂遗公徐文璧恭代。”十月五日,由于礼部主事卢洪春上疏,对朱翊钧的不亲自去孟冬庙享是否真正出于有病提出怀疑,致朱翊钧大怒下诏:“朕躬为祖宗托委、圣母-即其母亲属倚,若有疾不慎,或贻后忧,孝乎?否乎?”将卢洪春廷杖六十,革职为民,永不叙用。这是朱翊钧宗的第一次怠政,这次怠政,虽持续时间并不太长,但似乎可以说明朱翊钧的身体有点体弱多病。从此之后,其怠政现象便偶有发生,而且越来越严重,不知朱翊钧怠政是否与其体弱多病有关。朱翊钧中期后虽然不上朝,但清算冯张后,毕竟将大权掌握到了自己的手中,内阁大不如前。所以不上朝之后并没有发生宦官之乱,也没有外戚干政,也没有奸臣篡权,朝内党争相比前朝后朝较为缓和,朱翊钧对于日军攻打朝鲜、后金入侵辽东和梃击案都下发了诏书,濒死前还接见了朝鲜使臣,不是完全的不理政事。

艺术成就

书法

在明代皇帝中,朱翊钧是最擅长书法的皇帝之一,小时候就会写八分书(隶书的一种)。朱翊钧生母慈圣皇太后就擅长写书法,所以对朱翊钧影响极大。同时,他在位时期的内阁首辅张居正等人给他安排的教学中,也有书法,所用影格是《大宝箴》。由于此二人的影响,使得朱翊钧刚刚即位就经常写大字,经常有人求朱翊钧御笔。张居正曾获得了朱翊钧亲笔的“宅挨保冲”四字和“弼予一人,永保天命”八字。

诗文

朱翊钧诗文才华洋溢。曾写了《劝学诗》一章,赐给了太监孙隆,在吴中刻石记录。其内容为:“斗大黄金印,天高白玉堂。不因书万卷,那得近君王。”现西南大学教授,明史学会理事陈宝良认为此诗虽然是皇家那种盛气凌人的气势,但劝人勤勉学习,也是至理名言。

影视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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